的利润等，均属耸人听闻的言辞。

（二）不能把徽州盐商的长期主角地位，"上纲"为商业垄断。

徽州盐商在明清商业舞台上活跃达数百年之久。笔者曾粗浅论证，《明史》第七十七卷《食货一o屯田》中所称明前叶的淮商，其中坚力量可能就是徽州人。并且，徽州盐商很可能介入了明弘治初年的"叶淇变法"①。 而在明清的淮盐经营中，两淮土著商人一直不占主
要地位。这容易被解释是徽商霸占垄断的结果。其实不然，因徽商在"入籍"问题上的困难，足表明土著势力的强大。这可先从江南的变革获得启发。明清江南经济结构变革的一大特色，是改稻种棉和家庭手工棉织业的兴盛。但在一定时期里，变革又有明显的地域性分工。其中，商品性农业和家庭手工叶，因较少离开或根本不离开原有的土地，风险小，易被人们接受，故主要由自然条件优越的江南人自己从事；而远距离贩运和金融借贷业等，则需要离开土地（甚至远离故土），以成为专业性商人，风险大，故主要由自然条件不好的江南本地人（尤其是外地商人）所为。徽商就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说，经商在当时，并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它虽有可能致富，但风险

很大。旧观念以农为本，商人甚至要遭到歧视。当因经济结构变革，需要一部分人口从以粮食种植为代表的传统农业中分离出来，以满足商品性农业、家庭手工业和商业等部门的需要时，自然条件优越的江南人，会首先选择与传统农业仍关系密切的商品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徽州和其它地方的人，在江南则只能以从事更具分化意义的行业为主。而当商业的风险性、流动性等因素逐渐不被看重时，江南自然会有更多的土著商人出现。再加以"入籍"问题的淡化，徽商融入土著社会，其主角地位便自然消失。故徽州与江南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垄断与盘剥关系，而是唇齿相依，优势互补。

徽商在淮盐运销中的情形则更具特色。在乾隆五十三年的湖广成本单中，约一千六百余里的"江船水脚"及"口岸设店辛工火足房租"，仅每引银1.57两（占总运费的27.2%），而数百里淮扬境内的运费，却每引银4.201两（占总运费的72.8%）②。这似乎让人感到，在淮扬境内的运费中，可能包含着盐商向当地土著势力交纳的"买路钱"。陶澍则称："两淮藉盐为食之人，不下十数万众"③。此外，盐商在汉口，还要向这里的土著势力交纳"岸费"，每年达银数十万两，甚至上百万两④。总之，各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和不平衡性。在现代生活中，也同样有地区间的特色和不平衡性。我们都不可简单地将其"上纲"为垄断。

（三）不能把"窝"的一般排他性，"上纲"为商业垄断。

明清时的引岸制度（即盐窝制度），确有一定的排他性。但这种排他性，与商业垄断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把未获得真正商业垄断权利的一般排他性（如引窝的地域排他性），"上纲"为商业垄断。属于该类排他性的例子还有：

1.《儒林外史》第十七回写道："……一个凶神的人，赶着他大儿子（即匡超人之兄，匡太公之长子--本文注）打来了，说在集上赶集，占了他摆摊子的窝子。"这是发生在明
清时期的摊位之争（即一般利益之争），而不是商业垄断与反垄断之争。

2.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大量的商业摊位和门面（甚至大楼），已租赁或出售给私人所有。这些摊位、门面及大楼，在利益的归属上会有一定的排他性，但我们不会说，这就是商业垄断。此外，还曾有过副食品的定点供应问题。即规定居民在一定的期限内，凭票到某一商店，购买某一副食品（如过节物资）。这也不是为了垄断，而是为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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