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由张海鹏、王廷元先生主编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其"垄断贸易与徽商的商业利润"一节中称："明初的制度，每引为盐200斤。……即是商人输米1.5斗至3斗至边塞即可获盐200斤。那么，商人支盐行销于民间，每引又可获米多少呢？……由此我们可以断言，明初商人贩盐行销，每盐一引必定可以获米5石以上。姑以每引易米5石计之，则盐的销售价格当为收购价格的16倍乃至33倍。盐商为了报中行盐，固然还要在运输粮食、引盐以及贿赂官府等方面付出极高的代价，但其获利之厚仍然是其他商人所不可比拟的。"（见该书第47页）这里先要指出，每引1.5斗的开中则例，是指"山东、河东、福建、四川、广东盐"（见同书同页），它不适用于淮浙二地，故所谓的"33倍"就不存在。其次，"16倍"初看起来似乎不得了，但在扣除商人长年的守支费用（有的甚至是拉家带口在两淮守支，现若以十年考虑）之后，则应是"无利可图"，而不是利润丰厚得"不可比拟"。为明悉困守支时间之长，可引述下列史料："宣德三年（1428）更定纳米中盐例，其年远守支者改给以资本钞。……洪武中（姑以洪武三十年计，1397）中盐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虚冒，请按引给钞十锭。……至正统五年（1440），商人有自永乐（姑以永乐二十年计，1422）中候支盐，祖孙相代而不得者"；弘治二年（1489），"许两淮守支客商买灶户余盐补官引。……令守支客商成化十五年（1479）以前无盐支给者，许收买灶丁余盐……"。（见《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征榷考o盐铁》）洪武三年始行开中盐法时的则例是很高的，"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后因困守支才使则例逐渐降低。现再为了解古代往边塞送粮的艰苦，特参照一条由广西镇安府往云南普安卫送粮的史料："……舟车不通，陆行二十五日始至普安。道远而险，一夫负米仅可三斗。给食之余，所存无几。"（《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三月）
②李汝华：《户部题行十议疏》，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四七四。
行浮课、壅正盐，边引不售，边商赔累"，而以"克减斗头"等方式导致朝廷的实际开中损
失，"已亏边饷（银）300余万（两）。"即"所亏国计，遂至（银）700余万（两）矣。"故李汝华叹道："计内帑淮盐，所入不过（每年银）120万（两）有奇耳，乃令国计亏至700余万。目今已后，尚未可知。然则中涓竭泽，其于国家，利耶害耶？"
本文不对"中涓竭泽"问题进行讨论，但要指出，所谓的"欠"和"亏"都是由朝廷自身原因造成的。那就是"行浮课、壅正盐，边引不售"。万历时，朝廷经济危机严重，阉宦税监四处敛财，两淮盐业当然不能幸免。"行浮课"，就是"倚借浮课，肆行大盐"①，造成
大量正引和额盐同时壅积，即"十数年来，单壅掣稀"②。且又变本加厉，从"借"演变为"征"。"朝廷预借商银四百余万（两）。今不言借而言征。惟征之一字，可以行法，故执敲朴以鞭笞之。预征于十年之前，又套搭于十年之后，惨刑血比"③。这里所说的"商"，是指两淮内商，徽州盐商是其主体。故这时的内商资本已被长期占压，他们不但无力预购边商的仓钞，就连余盐课银也无法预纳。这就是上述所称，"两淮课银停压"合计三年，达银200余万两。边商则因仓钞无售，也只好采取"上以套缚，下以套应"②的办法，一方面拖欠，甚至逃避开中，使朝廷收益"实共欠盐粮银230余万（两）"，另一方面则在上纳粮食时"克减斗头"（又称"告减斗头"），使朝廷实际收益又损失银300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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