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额的十分之一。其他商人均已破产。且人人视盐运为畏途，故官府即使想招新商，也无人愿意。若分析其原因，则是官府敛取过重，盐商即使通过夹带盐斤获利，也不够赔纳。人都不见了，哪还有盐商垄断？道光十二年的淮北改纲为票，就是由此背景引起的。
2.改纲为票的实质。

王守基称："票盐之异于引盐者：引商捆盐有定额，行盐有定地，永远承为世业；票商则纳一引之课，运一引之盐，额地全无一定，来去听其自便。官盐滞销之由，不外浮费多而成本重，故先减课额以轻成本。淮北定例，每引正课银一两五分，则减为每引七钱。更裁去一切浮费，定为每引杂课二钱、经费四钱。"①由此可见，改纲为票后，盐商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较大幅度地"减课额以轻成本"。故改纲为票的本质，就是在无商人问津的前提下，采取"减负松绑"措施，以招揽商人，使朝廷的盐课收益有望。而所谓的"打破垄断"，则是不存在的。

需要指出，票盐制不是为清代陶澍首创。它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了。如：

⑴明嘉靖八年，巡按御史王化言："两浙行盐地凡一百二十五处。商所便者，独三十六处耳。其他商不乐往，故私盐日滋。乞于不通官盐之处，许土商自买盐斤，不拘开报多寡，出给官票。量收税课，执照发卖。销缴解司，以济边储"②。

⑵明隆庆初年，"山东官台等十一场，舟楫难通，商贩不至。……节经题奉钦依，给以小票。每票该盐五百六十斤，共纳银二钱五分。内一钱五分，作本丁课银；一钱作余盐银。各编定行盐地方，不得私相搀越"③。

上述两条史料表明，无论在明代或清代，票盐制都是对引岸制度的一种松动。首先，凡实行票盐制的地方，都是因引岸制度无法推行（即长期无商人响应，朝廷盐课无着落）而引起的。其次，凡票盐制所采取的措施，又都是"减负松绑"，以招揽商人，使朝廷盐课收入有望。陶澍在淮北试行改纲为票之前，就承认此举是"仿照山东、浙江票引兼行之法"④。

四、结论与思索

通过上述分析，已可得出结论，明清时的徽州盐商与当时的众多盐商一样，都不是垄断性商人。下面是就几个问题再作简要的讨论。

（一）朝廷并未把决定盐价的大权交给商人。

前已提及，朝廷是利用民间商人资本和劳力的积极性，使自己完成由专制性经营，到专制性收税的演变过程。故明清两代朝廷和有见识的政治家，都承认盐商应获取必要的经济利益。但为防止盐商获取过高的利润，则又未把决定价格的大权交给商人。盐货在引地销售，其价格均受官府的制约。清代"《盐法事例》规定：凡商人运盐有定价者，照额发卖，不准加增；无定价者，不得高价病民，违者治罪"⑤。甚至对盐货在途耽搁时间，官府也有明确限制。 

尤其淮盐销区是被其它各盐种销区所包围，淮盐课额却又最高，故淮盐销地的官府，其促销官盐的任务也最大。手段之一，便是抑制官盐价格。他们有时甚至抑价过度，使盐商"货到地头死"，以至亏本鱼散。故所谓徽州盐商在官府的庇护下，凭其"独行居奇之势"，肆意哄抬盐价，稍不随意，即以"欺行罢市"的手段要挟消费者，以及所谓明清朝廷的榷盐制度，保证了一部分商人经营盐的垄断特权，使他们可以尽情地扩大盐的购销差价，获取极为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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