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水,堵石筑坝,拦阻泥沙,淤成田亩”,进而“围外加坝,田外生田”,致使“河面日蹙,出水日艰”,每逢“大雨时行,各江盛涨,上流各属动遭水患,决围溃堤,间岁相望”。[52] 蓝勇也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53]。
其次是对各环境要素历史变迁的具体研究。包括“气候”、“沙漠与沙漠化”、“植被”、“野生动物”、“水文”、“灾害”等。
“气候”,除前文已涉及过的总体研究外,何业恒、王开发、韩昭庆、蓝勇等分别探讨了华南地区、西南地区、上海西部、太湖流域等历史上及明清时期气候冷暖的变迁[54]。“沙漠与沙漠化”,理论、方法、实证研究都有丰硕成果,如景爱关于清代科尔沁沙地、木兰围场沙漠化的实证研究及运用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气象学、文化人类学等跨学科方法得出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等[55]。“植被”,有关明清时期的研究可举出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56]等。“水文”,黄河、长江、辽河、海河、滹沱河等大小江河水系以及各地区湖泊沼泽的变迁亦有大量研究成果。“灾害”,宏观与微观研究更举不胜举。其中,值得一书的是“野生动物”研究中人们对老虎的关注。
近年来,日本学界出现了一种“有魅力的研究办法”,即以虎为视点再现环境变迁的历史。日本学者以为,虎在中国的生态系统中处于食物链的终点,当森林——特别是处于虎的栖息地和人们活动地域中间地带的混交林——减少的时候,虎就在村庄里出没打食。所以,通过地方志等史料中关于虎吃人畜的记录追查虎的动向,可以搞清植被的变迁过程。[57]
而闵宗殿即利用华东地区479种地方志资料,具体考察了明清时期该地区的虎患问题。他指出,明清时期我国东南地区经常发生虎窜城乡、食人害畜的现象。人们称之为虎患,也叫虎灾、虎害、虎乱、虎荒、虎暴[58]。性暴食肉,是虎之本性。但老虎离深山入城乡,不断袭击人畜则是明清时期的特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其时其地出现虎患514次,是前1000年该地区虎患次数的85倍。且愈演愈烈愈广:明代虎患205次,占总数的39%;清代虎患309次,占61%;明以前只杭州、萧山、祁门、福州等少数地区发生虎患,明清虎患几乎遍及东南各省。参见其所做下表:
表7 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时间分布表
表2~14 明清时期东南虎患的地理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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