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西段原黄河河套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利资源丰富，秦汉都曾开发为发达的农业区，明中叶后农牧均衰，一片荒凉。康熙末至乾隆年间，内地人民不断涌入，土默特左右二旗地“迷漫千里，悉皆腴壤，人居颇广”。中段康熙以后内地大量移民出口垦殖。雍正二年（1724），出边汉民于察哈尔右翼四旗私垦农田近3万顷，“自张家口至镶兰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15]。雍正十三年（1735）清廷曾一次开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4万顷土地招民垦种[16]。乾隆初，归化城郊“开垦无复隙土，大成村落”，蒙、汉、回等族居民，人烟凑集，出城西行至河套、向北直至大青山下，皆有“山西人携家开垦”，“散布山谷间，山土饶沃”[17]。乾隆八年（1743），归化城土默特旗的75000余顷土地中，牧地只占14 268顷，农耕已居主位。[18]东段今内蒙赤峰和辽宁凌源、建昌一带因地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农业发展较早且速，康熙年间汉人趋之日众，18世纪中叶，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19]，嘉庆初边禁放松，内地大批农民携眷出口垦耕。嘉庆十五年（1815）“热河迤北一带”，“山广平原，尽行开垦”[20]。道光年间，开垦较晚的喀喇沁右旗也因“商民日集，占垦地亩日广”，终致“蒙古人无地牧放牲畜”[21]，最终完成了半农半牧区向农业区的转化。而雍正、乾隆年间在长城以北设置一系列与内地体制相同的厅、州、县制，也是农耕区北展的反映。可知，农牧过渡带北移，是康乾时期农业经济呈显盛世气象的重要原因和结果之一。温暖气候大致延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嘉庆、道光年间，而后转冷，出现多次寒冬[22]。咸丰年间，原在康雍乾农业兴旺的归化城一带，仍成“苦寒之地，春末开冻，秋初陨霜，统年燠少寒多，禾稼难以长发，稻梁菽麦本非貊地所生，蒿子油莜变皆视为嘉谷，劳于耕作，而薄于收成”[23]。大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出现短暂的温暖气候，这就是清末光绪年间大规模开垦蒙地的地理背景。[24]
王会昌则对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长时段的考察，指出气候变化是王朝兴衰更替和北方游牧民族（冷期）南进、（暖期）北撤的直接诱发因素[25]。
综上所述，气候竟然是17～19世纪中国社会兴衰、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布罗代尔说：我们“不妨承认人类天生脆弱，不足以抵御自然的威力。不论好坏，‘年景’总是主宰着人”。“17世纪中叶，中国内地各省也像路易十三时代的法国那样，因多次气候反常导致旱灾和蝗灾，农民起义接连发生”。他认为：“这一切赋予物质生活的波动更深一层含义，并可能解释波动的共时性：如果世界可能具有某种物理整体性，如果生物史可能普及到人类的范围，这种可能性也就意味着，早在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和经济的相互渗透以前，世界已取得了最初的整体性。”[26]
二、灾荒：频度与烈度
如上所述，灾荒是对社会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所谓“气候的极端事件”。按照冷期自然灾害较多的论断，17～19世纪中国处于“小冰川时代”，整体上自然灾害应该较多。“小冰川”也有冷暖时段之分。清朝相对更为寒冷的一首一尾，占了4个重大灾害群发期即4大“宇宙期”——“夏禹宇宙期”（约4 000年前）、“两汉宇宙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00年）、“明清宇宙期”（1500～1700年）、“清末宇宙期”（19世纪中叶以后）之中的两个[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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