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排成一条直线，张角小于47°，地球气温就将大幅度下降，进入多种自然灾害集中出现的所谓“灾害群发期”，经济和人口发展受到严重挫折。自夏初以来，中国气候大变化发生过4次，都与一两次发生在冬半年且张角很小的九星地心会聚有关，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对应公元前2133年12月和前1953年1月的九星会聚），发生了持续多年的特大洪水，产生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氏族公社制迅速衰亡，黄帝、蚩尤、炎帝、尧舜、三苗等部落之间先后爆发多次大战，人口明显下降。第二次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对应公元前1099年3月和前918年3月的九星会聚），年平均气温陡降3.5℃，发生了商灭周兴的社会大变动，人口剧减四成以上。第三次在公元5世纪（对应450年9月的九星会聚），年平均气温比西汉低3℃，自然灾害频繁，水灾次数相当于前两个世纪的总和。此时正当“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一段极其黑暗、混乱的历史，人口始终在低谷徘徊，并曾几度明显减少，不足西汉人口总数的3/4。第四次在公元17世纪（对应1665年1月的九星会聚—），年平均气温比16世纪末下降约2℃，是典型的“小冰期”，气象异常，灾荒频仍，引发了明末清初大动乱。除外，中国的低温和干旱还存在着180年左右的明显周期，与九星地心会聚平均178.7年的短周期高度吻合。从太阳黑子和大气中放射性碳(C14)含量的变化来看，近500年的寒冷期正好是太阳活动处于低水平的时期，第一次冷期对应着1460～1550年的史波尔极小期；第二次冷期是500年中最冷的时期，因而也对应着太阳活动最弱的时期，即1645～1715年的蒙德尔极小期；19世纪中后期所在的第三次冷期，同样对应着一个较弱的太阳活动期。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九星会聚正发生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之间，低温持续半个世纪，降幅约1℃，甚至华南滨海平原也频频出现霜雪，海南岛“溪鱼多冻死浮水面”。其间水旱灾害严重，黄河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长江于同治九年（1870）先后出现历史最大洪水，生命财产损失奇重。与上述情况相反，中国历史上一些经济比较繁荣、人口攀上高峰的时期，差不多都处于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稳定期。公元前6～4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前期、7～8世纪的盛唐，均较现代暖湿。同样，清代“康乾盛世”也处在一段明显的气温回升期中。他强调，单纯用全球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当然是片面的，但它与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确有关系也是不争之事实。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特别显著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人祸往往与天灾相关；气候恶劣驱使北方游牧民族向南方较为暖湿的汉族区扩展，导致民族战争、中原动乱和人口锐减。[43]
尽管如此，夏明方仍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重大灾害都与太阳活动的谷年或峰年有关，随着时间推移，自然灾害表现出的是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性变化，并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振荡。他强调指出，与历史上其他的灾害群发期相比，清末宇宙期是公认的自然变异程度较弱的时期，但其造成的后果却惨绝人寰、无与伦比。这些现象显然不是纯粹的自然因素所能尽善尽美予以解答的。[44]
三、旧生态体系的结束
从人与生态环境关系角度研究社会历史进程，包括17～19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已经形成了新的热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代社会面临着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的严重挑战，迫使人们反思自己成功的历史，重新审视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寻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于是，两个新的研究学科——“生态史”与“环境史”的发展方兴未艾。[45]
正在迅速兴起的“生态史”与“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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