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患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明清东南地区死伤百人以上的虎患31次。其中伤亡百余人的12次，200～300人的10次，400人的1次，500～600人的2次，1000人的4次，粗略统计，伤亡人数至少在万人左右。虎患成为社会问题，反映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59]

从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出发进行的研究，更形成了潮流。这些研究大多认为并论证，人为因素是诸种生态问题产生的主导，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在自然变迁的基础上加速了环境的恶化进程。

清中期以后，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产力供给水平与自然的承载能力，迫使人们千方百计探寻增加粮食产量的途径：一方面发掘农业内在潜力，如引种诸如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提高精耕细作程度；掀起兴修水利高潮等；另一方面向西南西北边疆、内蒙口外、台湾、甚至海外流动，向传统农业区之外、长江中上游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区以及草原牧场、水泽湖泊，沙坦洲荡、山头地角开发、拓展，致与山要地、与水争田之势达到高峰。这些措施，虽对人口压力起了某些缓解作用，但却同时引发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森林、植被衰减。如川楚陕、鄂豫皖等多省交界山区，流民移民蜂拥蚁聚，开山垦种，以致于“深林剪伐殆尽，巨阜危峰，一望皆包谷也”[60]。如祁连山脉、秦巴等山区，过去大都“林木葱茂”、“松柏丸丸”，清代垦殖樵采、“开垦过多”，道光初陕南蓝田、凤县、砖砰、紫阳等境“老林开空”，其余地区山林亦大部开垦。“开山之法，数十人通力合作，树巅缚长垣，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树晒干，纵火焚之成灰”。结果“山渐为童”，“群兽远迹，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61]第二是水土流失。其时开山垦荒，多采用刀耕火种之粗放形式，垦殖对象又多是生态脆弱地带，于是导致了水土的严重流失。如川楚陕交界山区，“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62]。又如徽州山区，“自开种苞芦以来，沙土倾泻溪涧，填塞河流，绝水利之源”。“其山既垦，不留草木，每值霉雨，蛟龙四发，山土崩溃，沙石随之，河道为之壅塞，坝岸为之倾陷，桥梁为之坠圮，田亩为之淹涨” [63]。再如赣南山区，“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64]。丘陵山地，据统计，顺治十八年～嘉庆十七年(1661～812)180余年间，长江流域耕地面积增加82万多顷，绝大部分是中上游丘陵山地，坡峻土薄，又处多雨区，一经垦伐，随即形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65] 如黄土高原，陈可畏指出，虽然遥远的古代就有水土流失，“但是变成今天这样面貌，到处荒山秃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66]。第三是河湖淤塞。一方面由于山区掠夺性垦殖造成的水土流失增加了江河之水的泥沙量；另一方面由于对河湖滩地的围垦影响了河湖调蓄和泄洪能力，结果水害多于水利，“从前民夺湖以为田，近则湖夺民以为鱼”[67]；湖州清代常发山洪，其重要原因是“外来之人租得荒山即芟尽草根兴种番薯、包芦、花生、芝麻之属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