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认为，明代谭氏经营主要是利用以食物链原理为依据发展起来的良性循环多级利用原则，可以说是“食物链结构型”的生态农业；清代邬氏（张氏）经营中土地复种、间种率即土地利用率达到了很高水平，所依据的不仅是食物链原则，而且也是时空演替合理配置原则和系统调节控制原则，因此应当说属于“时空－食物链结构型”的生态农业。这意味着江南生态农业不断发展，演化出不同的模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已经相当成熟，并“逐渐普及开来”。但李伯重解释，这里的“普及”，是普遍传播的意思，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已在江南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游修龄亦对明清江南太湖地区的“农田生态平衡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这种模式中，动植物生产和有机废物的循环从田地扩大到了水域，组成了水陆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粮食生产实行稻麦一年两熟制，并在冬季播入紫云英绿肥、蚕豆等，其他肥料来自猪粪、河泥等。蚕桑生产利用挖河塘泥堆起的土塍种桑，用稻秆泥、河泥、羊粪壅桑，桑叶饲蚕，蚕沙喂鱼，水面种菱，水下养鱼虾，菱茎叶腐烂及鱼粪等沉积河塘底，成为富含有机质的河泥。羊吃草，过冬食枯桑叶，可得优质羊羔皮。如此，将粮食、蚕桑、鱼菱、猪羊等生产组成“非常密切的互相支援的食物网，使各个环节的残废部分都参加有机质的再循环，人们从中取得粮食、蚕丝、猪羊肉、鱼虾、菱角、羔皮等动植物产品，而没有什么外源的能量投入”。“这是中国传统农业中充分利用太阳能的高度成就”，明清江南生态农业正体现了这一成就。[93]

无独有偶。明清以后，在另一个经济发达地区珠江三角洲，高投入、高产出、多样化生产的“桑基鱼塘”经营模式有了长足发展。[94] “桑基鱼塘”的前身是“果基鱼塘”。由于“稻田利薄”，果木利大，许多地区改禾田为基塘，“每以花果取饶”。如顺德乡农“堑负郭之田为圃，名曰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龙眼则树于宅，亦有树于基者；圃中凿池蓄鱼，春则涸之播秧。大者至数十亩，若筑海为池则以顷计”；“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甘橙次之，龙眼多树于宅旁，亦树于基，基下为池以蓄鱼，岁暮涸之，至春以播秧苗”。[95] 后由于岭外京华、各省、东西二洋对丝织品大量需求的刺激，以及植桑较植果投资少、产量高、收效期长，又可与家庭养蚕、缫丝紧密结合，充分利用劳动力等优点，很多地区“桑基鱼塘”迅速兴起，或与“果基鱼塘”并存，或取“果基鱼塘”而代之。如南海九江“地狭小而鱼占其半，池塘以养鱼，堤以树桑”，“乾嘉以后民多改业桑鱼，树艺之夫，百不得一”[96] 。“桑基鱼塘”的构造是，中挖洼地为塘，塘泥堆筑四周为基，基六塘四，“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塘泥培桑”[97]，“基养塘，塘养基”，栽桑、养蚕、养鱼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连环性良性循环的生产体系和生态环境，避免洼地水涝之患、坐收“十倍禾稼”经济效益的生产模式，如民谣“蚕壮鱼肥桑茂盛，塘肥桑旺茧结实”。除“桑基鱼塘”外，事实上，养地用地在当地已得到普遍重视。乡农因地制宜，尽可能将桑蚕、养鱼、果木、植稻等农林牧副渔业结合起来，如有利用鱼塘作早稻秧田，或用秧田种薯等；尽可能合理采取轮作、间作、套作、混作等手段，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兼以适时施用各种有机肥料，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水旱作物轮作，如番禺诸乡，“早禾田两获之余，则莳菜为油，种三蓝以染绀，或树黄姜、麸麦，或蔓菁、番薯”，“晚禾既获，即开畦以种小麦”；新会“年中或一烟两稻，或烟、稻、冬瓜各一造”等。[98]另有沙田作物的轮作与间作、水生蔬菜轮作、蕉蔗豆瓜棉轮作、稻棉茶豆胡麻杂植轮作等。这说明农业生态系统在人口压力下形成了一种良性协调和循环机制。“桑基鱼塘”生产模式至清末臻于完备，满布珠江三角洲蚕区，一直延续至今。1992年，“桑基鱼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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