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所谓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但真正决定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和反映这种适应的、对于农业生态系统的改造。王建革对此具体解释说，小农生产的过程，是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或能量，然后将这种物质或能量向社会组织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转移。从人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的层次讲，可以将外界与小农生产发生关联的生态系统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在人类活动干预下，其结构、层次和内在动力机制均未产生重大改变的生态系统，即所谓“自然生态系统”或“自然环境”(The natural environment)，简称NET；另一种是在人类活动干预下，特定生物区域内原自然状态下的生物组合关系——土质、能量、水、氮素及矿物营养循环等部分地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生态系统，即包括作物种植业、林业、动物饲养业和渔业在内的大农业，所谓“农业生态系统”或“被改变了的环境”(The transfomcd environment)，简称“TET”。一般讲，“NET”具有自我保持、自我修复和自我复制的功能；“TET”自平衡的能力则远远低于NET，其稳定性高度依赖于人的调控。农业发展和集约化的提高，不但改变着“TET”、部分影响着“NET”，并且人类自身也越来越依附于两种生态系统。这种相互的依赖性和共生性决定“NET”与“TET”成为对立统一的一个整体。[86]

曾雄生指出，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全部历史不仅是对环境的改造，更是对环境的适应。如物种选用。开荒时，作为先锋作物，人们引进适应新开发地区种植的作物及品种；兴修水利、发展耕作技术时，人们培育出抗旱、耐水、耐涝品种；加强田间管理时，人们选择抗虫、防鸟兽、耐瘠、耐肥、耐寒、抗倒伏等作物品种。王建革指出，随着后期人口压力的增加、新作物的引进，种植结构越来越趋向于向少数高产、粗粮作物集中。以前的作物如黍、稷、小豆、麻、麻子、胡麻、瓠、芋、桑、麻等种植面积越来越少，作物品种集中在玉米、高粱、大豆、甘薯、小麦、棉花几类。北方豆科作物大面积种植和多样化的种植结构变为粗粮化、搭配式的种植结构。人口压力和高土地利用率使水旱灾害频率大为提高（如河南省淮河口地区9～15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36.3次、涝灾33.4次；16～19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约67.5次、涝灾约80次），在“TET”愈加不稳定的条件下，北方小农一般选择在小块土地上混合采用几种轮作种植方式，每年收获棉花、小麦、大豆各一荏，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粮食。某块地受灾严重，可从另一块地得到补偿；粮食欠收可从卖棉花的收入得到补偿；旱灾严重时有大豆、高粱等抗旱作物求稳，水灾严重时有小麦应付。这是北方小农对高度的生态压力和社会压力的一种稳定性选择。南方由于水田农业生态系统相对稳定，小农则选择集中通过一种高产作物──水稻，向土地索取最高的产量。如此，适应与改造相结合，使环境及其变迁对农业的不利影响缩小到最底限度。[87]

最为典型、而尤其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存在和发展的高投入、高产出、多样化生产，体现“NET”与“TET”良性协调和循环的农业经营模式。

李伯重发表了有关明清江南“生态农业”的重要论文[88]。他指出，“生态农业”是20世纪中后期发达国家中出现的一种针对现代农业弊端而提出的以生态、自然资源保护与农业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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