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研究除以上两途之外，还一种强调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辩证关系的研究愈益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可。

曾雄生指出，过去农史研究忽略环境，过分强调人定胜天、人对环境的改造、人及技术的作用；现在环境问题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又过多地把目光投向环境变迁的影响（甚至有人重新祭起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大旗），投向农业对环境的破坏，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对环境的适应、保护与改造，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的实际[78]。

以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为例。自然科学家认为存在“自然侵蚀”（“地质侵蚀”）及“加速侵蚀”两类引起水土流失的原因。其中“自然侵蚀”是地质环境变化的主要方向，其受自然演变规律的支配，在没有人类活动影响下自然发生侵蚀；人类过度活动向自然侵蚀中的地质施加影响，使之加速发展，引起下游河道急剧淤积，就变成了加速侵蚀。当社会科学家强调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环境的破坏时，自然科学家对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与人类活动导致的水土流失所营造的泥沙量进行了量化的比较分析和研究,并得出结论：黄土高原的总侵蚀量中自然侵蚀最少占70%，加速侵蚀最多占30%，亦即人类活动破坏植被所能够增加的水土流失的泥沙量，最多占30%。这一比例表明即使在今天黄土高原人类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也仍然以自然侵蚀为主，人类活动导致的加速侵蚀，仅占较小的一部分。[79]

以疾疫为例。余新忠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应对措施，在生态环境研究角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开拓意义。他指出，清代江南瘟疫的分布基本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呈正比。时间上呈逐渐递升的态势；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以苏、沪、宁、杭等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稠密、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平原地区，并由东向西、由中间向南北两端逐步递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密度的加大，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疫病流行日趋频繁。瘟疫已成为人们所付出生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江南瘟疫始终未对人口造成结构性的破坏[80]，瘟疫作为旧生态体系中保持人口资源间平衡的重要调节器的功能渐趋减弱，旧体系中的生态平衡也逐渐被打破。这表明，它的社会生态已经开始脱离旧生态体系。[81] 梁其姿认为对18世纪以来人口剧增最好的解释是：当时人口死亡率降低。而人口死亡率降低的原因，首先是饮食水平提高，其次是种痘术推广以及存在密集的民间医药救疗网络，再次是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82] 龚胜生等具体论及明清时期瘴病分布与变迁时指出，“瘴病区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日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83]。

与生态环境发生最直接、最重要关系的是人类的农业活动。曾雄生认为，传统农业反映出“人”、“天”、“地”、“稼”的关系，所谓“夫稼，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之者人也”[84]。其中“天”、“地”是自然环境，“人”、“天”、“地”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稼”兼具自然因素和人的因素，人按照人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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