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诚如金国平、吴志良所说，“从唐到明，中国人对南部非洲的认知未超过‘昆仑层期国’。不同的称谓，反映了不同的认知过程。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阿拉伯人一直控制着东西海上贸易”；“唐、宋与东非的联系显然是通过阿拉伯世界的转接”；“从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在西印度洋航行终极点的一致及阿拉伯人早期开发东非海岸的事实来看，我们应该承认：郑和船队是举世壮举，但不是发现，原因是他并未开辟新航路，只是循着阿拉伯人的足迹，亲自核实了唐、宋以来对东非的认识”[5]。由郑和下西洋开启的世界大航海活动，是由西方航海家竟其绪的。尽管如此，郑和下西洋第一次连续性地直接贯通了中国经南海、印度洋、红海直至非洲东岸的航线，结束了前此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由阿拉伯人中转的航海历史。

    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中华文明远播南亚、东非、波斯湾、太平洋、印度洋，又输入各种植物、动物、药物、生产原料等，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增进了明代中国对国外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谱写了崭新的篇章，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对外关系全副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朱棣屡屡发布诏旨，宣布遵循其父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但更为积极主动，不断拓宽对外友好的大门，将中外友好关系推向了新阶段。设市舶司“以通夷情”，“造巨舰以通海外诸国”，正反映出明成祖要了解外国、通好他国的迫切愿望和有力措施。诚如巩珍所言，是“扩往圣之鸿规”。当是时，无论东西，无论东南还是西北，无论海上还是陆上，都有前后相继的明朝使者在活动，所谓“北穷沙漠，南极冥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6]。可以说，派遣大批使者四出活动，是明成祖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明史》就言，“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7]。仅侯显一人，就曾五次出使西番，其中有一次出使后，随即有17国使臣一起来朝的盛况。郑和下西洋，就是明成祖加强对外联系、提高国际声望的大手笔。

    郑和及其随员七下西洋，“赍诏往谕”，不厌其烦地告诉西洋各国，中国已咸与维新；天朝地土辽阔，百物富庶，人口众多，风俗淳美，礼仪详备；大明皇帝英明无比，臣民称颂；各国要敬顺天道，抚辑人民，才能不时得到上天的恩赐，方能共享太平。明廷通过郑和等下西洋，意在让西洋各国君臣前来观瞻中国的文物制度，习俗礼仪，回国后效法中国，并与之保持紧密的联系，采取协调的步伐。这就是“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也”，“宣德化而柔远人也”。用仁义来感化而不是用武力慑服西洋各国，就是郑和出使的目的和所作所为。

    郑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