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者李露晔(Louise Levathes)所认为：在郑和下西洋的“三十年之中……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上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百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权”；“尽管中国人对宝船船队远航期间，许多人死在郑和手里感到不安，但郑和对公元十七、十八世纪的海外华人而言，终究还是以一种庇护者的形象出现，成为亚洲的圣克里斯多弗，崇祀他的庙宇遍及东南亚。”[17]
郑和和平使者的光辉形象照耀寰宇，流芳后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也为郑和使团所及地区人民所深深怀念。《明史·郑和传》谓：“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郑和是中华民族奉行和平外交的杰出代表。郑和下西洋所及之地，至今留传着大量美好的传说、丰富的遗存遗迹，光辉形象争相传颂。世界各地有关郑和的美好传说和丰厚遗存，反映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良好祝愿。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郑和下西洋毕竟是明初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能在当时内外政策的范围内活动，为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所左右，受到时代的局限，有其值得讴歌、充分肯定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不足取的一面。既要将它置于具体的历史时代，看到它的丰功伟绩、深远影响，又要将它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看到它没有经济动因一面，吸取它不重经济效益的教训；既要看到它世界航海壮举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毕竟没有开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局限性。
注释
[1][5][16]金国平、吴志良：《〈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葡萄亚史源之分析》，《九州学林》2卷1期，2004年春季号，第311页，第339页、第340页、第345页，第315页。
[2]《顺风相送·序》，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页。
[3]《海底簿》手抄本，见庄为玑《古剌桐港》上册，第80页，转引自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52页。
[4]《宁波温州平阳石矿流水表》，福建集美航海学校收集，转引自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53页。
[6]《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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