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等人长时期大规模的远航活动和明廷的其它相应措施，将中外交流推向了极盛。当时往来中国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仅自永乐元年至二十二年(1403—1424)，占婆18次，暹罗22次，满刺加15次，苏门答剌13次，爪哇15次，文莱8次，盛况可谓空前。甚至不少国家的国王也慕名而来。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不包括非访问性的，有4个国家的11位国王到过中国，其中有3个国家的3位国王因仰慕明朝文明，病逝时要求“体魄托葬中华”，并遗嘱子孙“世世毋忘天子恩”[9]。而且其使团规模盛大。永乐六年，浡泥国王率亲属臣僚150余人访问明朝。永乐九年，满刺加国王率领540余人的庞大使团来到明朝。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乐、西、峒三王同时来访。所有这一切，成为中华文化深深吸引“远人归慕之心”的典型事例，在中国对外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浓重而又美好的一页。

    当时的中国，还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社会相对稳定，国力较为强大，经济不断增长。《明史》有言：“计是时，宇内富庶，赋人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0]即使置于世界范围考虑，中国也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列。当时的西洋各国，虽然社会发展各地差异颇大，但就总体而论，还远远低于明朝。郑和使团带去的各种先进的手工业品，深受西洋各国所喜爱。占城国，对“中国青磁盘碗、紵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并麝香、销金紵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锡买易”。易兰国对“中国麝香、紵丝、色绢、青瓷盘碗、铜钱、樟脑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易换”。柯枝“哲地者是财主，专一收买宝石、珍珠之类，候中国宝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溜山国，“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祖法儿，“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紵丝、磁器等物”。阿丹，郑和“宝船分*[舟+宗]到彼，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卖易”。中国货币，据马欢说当时在西洋诸国可通行使用，如暹罗、爪哇“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旧港“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并用布帛之类”[11]。中国货物源源输出西洋各国，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去了极大的便利，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也使各国的社会制度、人情风俗、文化艺术等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随着丝绸、瓷器、建筑艺术的输入，各国的服食器用水平得到了提高；中国钱币流入西洋各国，促进了当地货币的流通和使用；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引进，加快了南洋岛国的开发；明朝典章礼仪制度的传入，则深深影响了各岛国的文明进程。

    然而按照相对有利条件理论，不同经济之间的往来对参与双方都是有利的。西洋各国也有自然资源丰富的雄厚优势。如占城产乌木、伽兰香、观音竹、降真香、象、象牙、犀、犀角等；暹罗盛产黄速香、罗竭速香、降真香、沉香、花黎木、白豆蔻、大风子、血竭、藤结、苏木、花锡、象牙、翠毛等；爪哇以苏木、金刚子、白檀香、肉豆蔻、果拔、斑猫、镔铁、龟筒、玳瑁、鹦鹉、倒挂鸟等出名；旧港的鹤顶鸟、黄速香、沉香、金银香、黄蜡、苏门答刺的胡椒，南渤里的珊瑚，满刺加的黄速香、乌木、打麻儿香、花锡，阿鲁的黄速香、金银香，黎代的犀，古里的胡椒和各类宝石，小葛兰的胡椒、酥油，榜葛刺的各种布类，锡兰的各色雅姑石、青米兰石、昔刺泥、窟没兰等各种宝石，柯枝的胡椒，溜山的降真香、椰子，阿丹的猫晴石、各色雅姑石、珍珠、珊瑚、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鸟、白鸠等，祖法儿(或作佐法儿)的乳香、没药、血竭、芦荟、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鸵鸡，天方国的蔷薇露、俺八儿香、麒麟、狮子、鸵鸡、羚羊、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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