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获物除很少一部分为渔民自食外，绝大部分都会进入销售市场，其中大多数又为盐制防腐的加工产品。关于渔获量与用盐的比例，文献记载中甚至有渔人“醃鱼一船，费盐十倍”之说[43]。当然，这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但也可见渔获物加工用盐之多。清代文献当中提到乾隆年间多有狡黠商贩“因醃切一项”，“向借货七盐三”而拌合夹带、影射兴贩私盐之事，后经奏定“每货一担，准带护盐十五斤”[44]。据此可知，其时水产防腐加工用盐量至少应为渔获量的15％。据丛子明等主编的《中国渔业史》言，“一般用盐量占渔获物的二成，即每一斤鲜鱼就要用二两盐来防腐”[45]。

    清代的食盐专卖中，“淮南盐政盐课甲于天下，两江三楚皆仰给于淮盐，课源用以饶裕”。两湖平原地区“夙为鱼米之乡，湖鱼旺产”，盐商得以销售大量渔盐给渔民用来进行水产腌腌制防腐加工，借此完纳盐课。雍正末年“汉口盐壅未销，积至七八百万包”。当年因“汉水涨发，鱼市稀少”，从而导致水产加工用渔盐量大为下降就是“盐壅未销”的重要原因之一。[46]

事实上，据有关文献记载，渔业用盐量确实是相当巨大的。如清两江总督陶澍奏言，在淮南盐场，每年除草堰场没有醃切用盐及角斜场仅只数引外，其余十八场，按照产额，渔汛用盐“共开销至二十四五万引，几及淮南额引十分之二”[47]。渔获物防腐加工用盐竟然达到淮南盐场产盐额的20％的比例，由此可知渔盐用量之巨。如根据每引盐斤三百斤折算，则淮南盐场每年配售给渔户的渔盐约为三万七千五百吨。按照每一斤鲜鱼用二两盐来防腐的比例进行折算，则于淮南盐场支领渔盐的渔户，其年总渔获量当为一十八万七千五百吨。渔汛用盐不惟淮南地区，凡在渔业繁盛的沿海地区当同样如此。如以淮南区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包括淡水鱼)的十五分之一计，则全国年总渔获量当为二百八十一万二千五百吨。据抗战前的不完全统计，鱼类总产量(包括淡水鱼)达二百二十一万四千余吨[48]。以此数据对照比较，可知前之估算大致离事实不远。因此，估计清代道光年间每年所需渔盐约为五十六万二千五百吨。

注释：

① 本文所指“渔盐”即水产盐藏加工所需的渔业用盐，文中多简称“渔盐”。

② 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③ [日]佐伯富《清代盐政之研究》，顾南、顾学稼译，载《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9—20页。

④ 刘淼《明代的票盐行销》，《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18页。

⑤《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卷二百十四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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