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沿海一带居民多以渔盐为生，渔船“每出海捕鱼，俱于盐埠领票，名曰干标”⑤，又名坐标，等出海回来以后再向埠商交纳银两，即所谓“回水纳银，有一年一上者，有一水一上者，名曰帮饷”⑥。在“各墟、场、镇、市设立馆舍，凡遇挑卖盐鱼、盐菜等物，勒令纳税”，名为行标⑦。后广东总督鄂弥达上疏，言东莞、新会等十三埠之坐标、行标“苦累贫民”，奏请“将坐标、帮饷严行禁革，令各商带罪办课，并晓谕沿海渔户，照部定价值减去一厘五毫，务买食盐应用”⑧。雍正十一年，户部题准其奏，并“勒石永禁。”⑨

    但行之不久，呼声又起，言前之坐标、帮饷制度“相习巳久，皆出情愿”⑩，“在渔人，醃鱼一船，费盐十倍，帮饷不过一二；在盐埠，只发虛票，得收实饷。是两得其利，彼此相安”⑾。而自从严行禁革坐标、帮饷成法以后，盐埠欲“避干票之名”，“按船计数，实发盐斤”。这样一来，虽然能多销引盐，但对于渔户来说“则增饷数倍”。故世宗上谕内阁云：“嗟此渔民，冲风冒险，觅微利以活身家，朝廷不忍收课，盐埠独得帮饷亦已足矣。今又数倍取盈，何所恃而为此耶。”⑿并下谕旨告诫道：“为督抚者，此等处当细心体查，务得其平，使民生乐业。”⒀

    关于这一事情的前后经过，相关文献有简明扼要的记载，现引述于下：

    粤东“沿海之州县，渔船出海捕鱼，悉买私盐腌浸。经盐臣题明，增立渔引。令渔户买用官盐，埠商给标，便于查验。乃渔户贪图贱买私盐，以致官盐壅积、缺饷无完。渔户不领官盐，情愿每船一只帮贴埠商饷银三钱五分。及总督管理盐政，历经严禁，饬令渔户赴埠减价买盐。欲使官引多销，则正饷不致拖欠。无如私盐价贱，渔户以帮饷甚轻，若买官盐，价须加倍，故仍有赴埠领标者，发给干标作为已买官盐之符券。”⒁

    渔户应纳帮饷每一艘船仅需0．35两，再加上购买私盐所需费用，仍远低于购买官盐所需值，故强迫渔民购买官盐的做法就很难真正实现。据以上引文可知，事实上当时人对这一问题就已有明确的认识。

    我们还能从相关文献中看到利用场、埠盐价相差悬殊的具体数据对这一问题所做的更详细的分析。《论渔户私盐状》一文详细申述了这一相沿已久的制度的合理性，言其不可轻易更改。现分析如下：

“盖沿海地方既已私盐充斥，而各邑部定原价又属过昂”，比如香山县境内的三处场灶，盐价“每斤不过二厘。而在埠每斤八厘，已浮三倍”，其它各县的官盐价比香山县更高，“于是民间利于食私”，每有私盐入乡，不但销售，反而为他们袒护包庇。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居民还稍稍知道畏惧法律，而在那些穷乡下里地方，则已“非文示鞭笞所能易俗”的了。况且本来就已严格按照惯例按户摊派官盐，埠商的课饷又还能从何而来呢?于是创设这种干标印票通融售卖，“或按额实买，盐价两清；或标领十分，盐仅一二；又或但售空标以作护身，先纳票钱，后清标价。商家赖之，不无所补”。这样既可以省免巡逻哨丁的工费，又不会出现告讼纷纭的现象。盐商赖此输纳课饷，对他们私人而言也可以借此获得一份微薄的利润。这就是盐商不得不售卖干标的缘故。对于渔民来说，以海为家。一旦出海捕鱼，动辄就是好几个月。鱼虾捕获量的多少，完全要看风信状况。如果必须要从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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