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空阔重云幕，孤馆风寒倍萧索。著鞭江上观打鱼……渔官独坐万斛舟。船尾载鼓旗船头，扬旗击鼓一何勇，渔子舟人皆耸动。鼓声初发众舟集，鼓声再发提网急，鼓声三发争进取，万幅飞纶向空举，奔腾澎湃声震惊，浪花激作秋霜凝……千鳞万尾无所之，一网牢笼莫知数。纵横巨细相倚叠，山积沙头如雪白。渔人抖擞气颇舒，屈指团栾计千百。均分各收受，荡舟便回首。晾网荻芦边，烩鱼荐新酒。酒酣更唱潇湘歌，儿竟蚁聚声相和。且言今岁尽余裕，输官给役从如何。[21]

这段史料描述的是秋冬时节两湖平原上的渔民于长江之上打鱼的景象，引文生动、形象、具体而全面的描绘了一幅集体捕捞作业的图画。打鱼时，有主持渔政的官员坐镇巨舟之上进行指挥；船头插着旗杆，船尾载有大鼓，以扬旗击鼓统一号令，负责操舟和打鱼的各自做好准备；击第一声鼓时，众舟汇集，再鼓时一齐迅速起网，三鼓时竞相收网取鱼，此时涛声雷动、浪花飞溅，场面十分浩大壮观；一网所得、不计其数，大小巨细、堆积如山，渔获数量特别丰富；渔民精神抖擞、气色舒畅，计算并平均分配所得之鱼，然后荡桨返舟、各自分散。

时至清代，集体捕捞仍是获取大量鱼产品的主要生产方式，其生产规模更为可观。如前文述及之高邮州长湖渔业之特色渔法“围簖”，“每届大水之年，秋末水落则众渔集股”[22]；在广阔的湖面上围数里或十数里水域，然后逐日缩小包围圈，到一两个月后仅占一二亩水面；“获利最丰”，所谓“水族充牣，所获数千百石不等，俗名出重”。但是，与明代相比较而言，其生产方式的性质已发生很大变化。前述明代的集体捕捞生产很明显由官方组织管理，如由渔官坐镇巨舟之上主持渔政如指挥生产及分配等。清代时渔民所采取的此围簖之法，则为渔民自行集股组资，且“非资本雄厚不克举办”，已不再由官方直接干预渔业生产。其产品分配方式则肯定主要是按所集股资多少来进行的，这种自行集资合股的集体捕捞方式的生产效率无疑要大大高于明代由渔官主持渔政的集体捕捞方式，这也是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一大表现。

不仅长江北岸的通扬地区采取集资合股的集体捕捞生产方式，江南的太湖流域也存在相似的生产形态。罛船形制已如前述，可知非有雄厚资产的大户渔人不能制办，一般贫穷渔家肯定不敢奎望。有《罛船竹枝词》云，“櫂郎野饭饱青菰，自唱吴歈入太湖。但得罛船为赘婿，千金不羡陆家姑”[23]；意谓如能入赘于罛船渔家做女婿，也不羡慕有千金赔嫁之陆家女儿；可见太湖罛船渔家大户家底之丰裕。即便如此，罛船在捕鱼作业时仍要联接四船为一带，两船在前牵大绳驱石引导，两船在后面牵网相随[24]。由此可见，就其生产方式而言，也是采取集体合作捕捞的形式，生产规模十分浩大。其产品分配应亦同于前述之“围簖”渔法，按投资多少而定。时至清代后期，内陆淡水水域的渔业生产关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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