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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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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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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商人地位提高，是引起社会、经济乃至民风习俗演变的因素之一。[5]
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学者对前近代商业与社会之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唐力行从商人群体与他们的经营活动方式、家庭生活与心态、文化与信仰等角度，考察了商人在近世社会变革中的特有功能。他认为商人阶层是社会转型的革命因素，也是实现近代化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6] 范金民通过对江南商业发展的分析，揭示了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的关系：商业发展为江南地区的商品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为江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商业的发展不仅促使江南大量市镇兴起和扩展，同时对当地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升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7]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通过对 “徽商与明清两淮盐政”、“徽商的社会流动及其影响”、“徽商与东南文化变迁”等三个专题的研究，反映出前近代一个特殊商人群体——徽商活动史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社会变迁。[8]王日根则从会馆的角度出发，谈及了商人会馆对明清城乡的都市化、社会的整合都有较重要的作用。[9]
旅美学者余英时对中国商人观念信仰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之关系作有专门研究。他在继《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对16-18世纪的商人精神和社会价值进行重新估价以后，近年又撰文《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再次从社会变动的背景着眼，探讨了那个时期这种变动与儒学转向、士商互动的关系。从当时蔚然成风的“弃儒就贾”现象，他窥探到：从此使士和商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一批有商人背景的太学生在明中、晚期已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他说：
十六世纪以后商人确已逐步发展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立足于市场经济，但不断向其他领域扩张，包括社会、政治与文化：而且在扩张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其他领域的面貌。改变得最少的是政治，最多的是社会与文化……这里应该提及的是：士商合流是商人能在社会与文化方面开辟疆土的重要因素。[10]
日本学者藤井宏对地区商人群体的作用做了专门研究。他在20世纪中期发表的《新安商人研究》[11] 中认为，在中国历史前进中，新安商人起着重大的作用：“以新安商人为首的客商群”，“在扩大了佃户视野的同时，也促使他们产生了与社会经济相连带的自觉性。在实际上给予他们力量，并推促其成为动摇地主阶级统治基础的‘抗租’风潮者”（即使农民力量得以结集）。由于这客商群的介入，也使地主“对于佃户的一元的支配成为不可能”。
美国学者翟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作《喜人的变乱：明代商业和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一书，他从徽州史志—《歙志》所反映的文士对世风日下的悲叹中，触摸到了中国社会兴衰的脉络。他借鉴《歙志》的记事方式，追溯了从14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国商业蓬勃发展的态势，描述了由此引出的社会分裂、反潮流行为和地区性变迁的轨迹，以及这一切给人们带来的不安焦虑与文化变迁。他说，“商业给社会和文化带来了不同结果。由于它的不稳定和获利性，改变和打翻了大多数人的预期”[12]。“它所改变的不啻是经济资源，而且是社会权力的分配，同时也从文化和其他领域中显露出来。”[13]
刘志琴先生则比较低调地评价晚明商业与商业资本对社会的作用，她承认明代商业比较前代有很大发展，甚至明后期商业繁荣有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但又指出，即使在那个时期，“除了偶有兼营工业的商贾和略带资本主义色彩的包买商外，商人资本仍然徘徊在产业部门之外，不论是行商还是坐贾，其贩运的性质长期没有改变”；明后期商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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