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 |
 |
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
|
|
助皇室经营珠宝、绸缎、古玩等物，其店贵称“皇店”，甚至连正德皇帝也亲自开设酒馆——当然其中玩的成分居多，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开设商业店铺的吸引力；首辅高官如严嵩家里开设店号，徐阶“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51]，这是上层。在中下层，不少庶民地主离乡进城经营买卖；种田赋重，许多农民也改做商贩或小本经营小摊铺；军人则离岗开店设肆当了业主，自由职业者如和尚也开设“酱食店”、道士创办“线米铺”……这类情形虽前代亦有其例，但都不如明中叶以后那样普遍和有那样多人的投入。尤其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文人学士的价值观念，如四民、义利、贾道、治生观等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来不齿言利、不屑商贾的士大夫（包括其家庭成员）也进入经商队伍，晚明社会“弃儒服贾”、“弃文从商”已蔚然成风。
在明中叶士大夫的文字记载中，保存有大量关于“弃儒就贾”的实例。江南地方向以物产富庶、儒业昌盛、民风淳厚而著称，而到正德、嘉靖年间，成百上千的士人开店设铺。江北的一些儒生，在经历了“顶了读书二字，没有别样行业，（又恰遇荒年）……竟弄到朝不谋夕的地位”的生活后，不免悟出“那秀才是个吃不饱着不热的东西”[52]之理，因而也不再掩饰追求实利的心态，改为经营生意，甚至甘当店铺从业者，操持簿册账目、执任会计掌事，以解决生计。各地还有一部分士人经商，是为了贴补课业，“诸生中，亦有籍父兄子弟营生，以资课业者”[53]。由陈智超先生开发、阐释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其主要收信人—方用彬，也属这种情况。他既有国子监生的资格，而且能诗善画也确有相当的文化造诣，又热衷于社会交往和交游，而支撑这种种文化活动的，正是商业。他（与族弟）在家乡歙县岩镇开设了“宝铺”或称“宝店”、“宝肆”，或经营借贷，或出售字墨书籍、古玩器物，等等。[54]
与一般的商人相比，文人经商自有其独到的优势和特色。如上述方氏一样，有的文人专门从事文化商业活动，如经营书铺、字画铺、香铺、花铺、古董铺等。经营这类物品，对他们来说确是其擅长，而且也被时人认为是最雅的生意[55]。明末苏州常熟人毛晋，应试不第，乃回乡以收集、刻印及贩书、买卖字画为业，里中谚云：“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 [56]生意做得不小。但是也有经营别种店铺的，如苏州皐桥孙春阳铺主，原来是宁波人，“万历中年甫弱冠，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开一小铺（南货铺）”[57]。南京有一位叫李素居的，“幼攻举子业，往往不遵朱注，坐是失意于有司，乃弃儒学医”，后以卖膏药度日，开了一个地不过五尺的药肆[58]……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儒生文士抛弃陈旧、传统的轻商观念，打消经商有玷清誉之顾虑，适应时势的处世理念。应该注意到，官方史书或正统儒士的记载多少要给文人经商涂上一层不得已而为之、近乎被迫的色彩，或者蒙上虽然经商但仍心系仕途、不弃旧学的面纱。这固然是事实，但亦非尽然。在明清小说中，有大量叙述和描写文人弃学经商的故事，其中不少都是文人主动改弦更辙，弃文经商的。这里摘引几则为证，如明末清初成书的《云仙笑·平子芳》云：
湖广荆州府有一官人，姓平名德，表字子芳……父亲平云峰，开个绸铺过日。（后父死），子芳料理丧葬之后，便承了父业，依旧开张绸铺。
……（后李自成起义，子芳逃难至扬州）幸喜那里尚是太平，子芳便赁下一间房子，到苏、杭贩些杂货，开个小店度日。[59]
同书另一篇《厚德报》记述：
话说明朝万历年间，苏州府长州（洲）县地方有一位官人，姓张名国瑞，表字昌伯……原来是儒家出身，自他父亲不喜读书，开一个布店，挣起富翁，有盛名。传到昌伯也便继述父志，比着父亲更觉筋节，那些家资却又多了几倍。那富翁两字，不消说是居之不疑了。[60]
李渔作《觉世名言十二楼》有述：
明朝嘉靖年间，北京顺天府宛平县有两个少年，一姓金……一姓刘……两人同学攻书，最相契厚。只因把杂技分心，不肯专心举业，所以读不成功。到二十岁外，都出了学门，要做贸易之事。[61]
……以上这些叙述描写，反映了那个时期文人学士开店设铺并非完全是生计所迫，而是他们的一种择业，是自己喜欢爱好的选择，因而是一种自觉行为。
开店设铺比传统的耕读生活更具复杂性，做买卖尤需专门文化知识和智慧，如在进买货物、出售商（产）品时，要计算成本与利润、设法合资或借贷，要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