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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商业与社会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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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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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荣，“不尽代表商品生产的现实水平”。她认为，相对雄厚的商业资本在社会上运行，能促进士商互渗，有助于提高商人地位，但并不利于商人阶层成长为独立政治力量；能以末养本，但对旧生产方式的加固更甚于分解作用；能提高了城市消费水平，但也刺激皇权掠夺商业利润；能浸蚀封建的伦理道德，但也引发对咒金思潮的抵制。所以，商人资本只能受制于封建生产关系，为封建生产关系服务，对封建生产方式的衰落起着延缓作用。商人资本不能创造生产方式，而又必须依存一定的生产方式，是商人资本发展的普遍规律，晚明商人资本的命运正是这种规律在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局！[14]
综观以上这些比较典型性的论点，可见对晚明商业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力度、深度已达到相当层面，其基本史实发掘、研究脉络、理论框架都在逐渐构建之中。但不足也是明显的：一是晚明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至今还未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的课题来进行，二是即使有论及这一问题者，也大多将明清两代连在一起考虑。由于清代史料丰赡，史者的重点大都放在清代而忽略明代，甚或将明代仅作为一种铺垫。重要的是，晚明是中国封建社会转型的起始，当时的商业以沛然莫能挡之势向前发展，有人称晚明即是商业、商人社会。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商人中出现的许多新事物、新气象、新征兆，大都集中于明中后期，或者说是在明朝初见端倪。因此，对明代尤其是晚明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是研究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有了明代的一节，才有清代商业在更大层面上的发展，传统商业中的渐变过程及其它们对社会的影响，方能日趋明朗，彰显出更鲜明的特征。 晚明城镇商业的空前发展
——以店铺业为指标
在封建社会，贩运是各类商业活动的基础，贩运商则是从商人员的主体。商贩活动的活跃程度直接影响到铺商、居间商、货币商的兴衰。这一点治史者已有普遍共识。我们说晚明是一个商业社会，既是指当时贩运贸易的兴盛，更是指当时大中城镇的商业化趋势和以商业活动为主要职能的小城镇的大量兴起。城镇中的商业店铺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场所，也是城镇功能演进和衡量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对晚明城镇商业的发展轨迹作一细致、详尽的分析与研究，有利于我们发现晚明商业与前朝的不同之处，探索这种不同对当时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我国宋朝，商业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当时既有资金雄富的大商人，又有如开封、临安等都市店铺群落的兴盛，更有无可数计的小商贩活动。但与明朝尤其是晚明相比，其商业规模、商人数量、商人地位还是大大不如。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相对安定、平和的休养生息，到明中叶，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工农业发展了，尤其在手工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生产者生产商品的意识明显加强，导致当时的农业、手工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到商品经济中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商业活动的活跃和加强就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具体表现为：商路更加广阔宽泛，商人队伍不断壮大，商业资本迅速拓殖，商人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商业流通——主要是民用产品的长途贩运面广量大、频繁密集；作为商品主要集散地的大小市镇，则兴盛勃起，大城市空前繁荣，各地的农村集市与区域性的中小城镇相连接，几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绽现出市场经济的萌芽；而作为城镇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店铺业则是熠熠生辉，“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15]，都店铺林立，生意兴隆。
首先是明朝皇族聚居、王府所在、官僚贵戚麇集的大都会如北京、南京、开封等市，店业发达。
北京可称全国财货骈集之市。据万历时的宛平县知县沈榜记，万历十六年对铺户编审，顺天府的主要属县宛平、大兴两县分别有上中二则铺户3787户和6383户。据户部尚书张学颜题，宛大两县，“原编（铺户）一百三十二行”，其中“除本多利重如典当等项一百行”外，其他是针篦杂粮行、碾子行、炒锅行、卖笔行、柴草行等32行[16]。这32行显然也包括理发、餐饮、修理等服务行业和一些流动摊贩在内，应属下三则铺行。据万历十年（1582年）的统计，这些下三则铺行总共约有34377户之多[17]。而顺天府府丞宋仕题：当时“铺行之下则什倍于上中”，照此计算，两县下三则工商铺户[18]人数比以上的统计还要多。万历《顺天府志》记载，两县所管的农村户口，宛平为14441户、大兴是15163户[19]。以农户数与铺户数相比，铺户比例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开封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消费型城市，周王宗藩、官僚贵族、豪绅地主等多聚居于此地。明中叶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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