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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述論（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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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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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 Hong Kong: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 1992 , p.220.
[11] 馬士(Hosea Ballou Morse) 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二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5；馬士(Hosea Ballou Morse) 著、張彙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上海：上海書店，2000，頁52。 應該說，荷蘭與中國的初次接觸是友好的，其時廣州每年舉辦春夏兩季「交易會」，外國商人可以進入廣州貿易。[1]在兩廣當局看來，荷蘭人叩關求市，是緩解當時財政緊張，開拓財源的好消息，這是官方允許荷蘭人前來廣東幷居留近一月的主要原因。下面從兩方面略加申述。
從廣東官方來說，粵省承擔的課稅任務每年多達二十萬兩，在東南各省中屬於最重。為凑足巨額稅課，官方窮搜極刮，「加之商稅，不足，又派之糧差，又派之稻穀，又派之宰牛魚蝦菜果等項，又派之濠鏡貨二萬兩。」後經爭取，減免為18萬兩。到萬曆四十二年，再減至16萬兩，但廣東負擔仍然十分沈重，「榷解十餘年以來，商民皮肉已盡，脂髓幷窮」。[2]廣東左布政使陳性學在條議請减奏章云：
竊以為閩、粵接壤，然閩之貧不如粵甚，若三楚幅員廣闊，兩浙財賦重地，江右東南通衢，尤非粵所敢望者。茲查各省稅銀，閩、浙各不過五萬，楚不過六萬，江西幷同虔稅，亦僅七萬五千，粵乃數逾二十萬，較諸各省實三倍焉。國初任土作貢，粵之解太倉者止於十萬，今課稅若此，且半浮於正賦上矣。此中原無富商大賈，止有夷稅一項稍充，近歸稅監自抽，亦稱缺額，其他可知，奈何執虛數以求盈，而令閭閻蒼赤，莫必旦夕之命乎！[3]
總督戴燿、巡撫李時華皆上奏，不報。時人郭棐論曰：
東廣地濱海，物力瘠薄，國初計慮深遠，諸征榷皆留為軍儲備緩急。邇者邊境告困，大司農始議濟邊，十裁其四。今試觀籍中所載，鹽為重，番舶、關梁、鐵冶次之，餘僅僅充數，然亦幷收，……其擬歲輸加二十萬，視江浙大省數倍蓰焉，民何能堪？[4]
所以，開拓財源，保證上供，是廣東當局最大的任務。兩廣總督戴耀、稅使李鳳都向荷蘭人表示熱情。王臨亨在《九月十四日夜話》記述了他和戴耀對荷蘭人的應對之策，主張「別擇一澳，以宜置之」，以免兩夷相殘，且「多一澳則多一利孔」。此議正合戴耀之意，戴耀樂飲而曰：「善！」
從稅使李鳳方面看，二十七年二月，他以中使身分入粵插手廣東商業、采珠、采礦、鹽政諸部門，委官分榷，撫按交章力爭，乃定「各處稅務，悉還有司，征解稅監轉進，惟市舶、夷餉與廣州稅課，該監仍委榷云。」[5] 廣州、澳門貿易厚利所在，是他重點操控的領域。荷蘭人叩關求市，正是求之不得的。
李鳳熱情招待荷蘭人，除了上述原因外，還另有緣由。李鳳入粵，澳門加派二萬兩餉銀，給澳中居民增加沈重的負擔，激起民憤，因而有抗稅行為。郭尚賓稱：「每年括餉金二萬於夷貨，往歲丈抽之際，有執其抗丈之端，求多召侮。」[6] 萬曆二十八年，李鳳親自下澳催稅，與葡萄牙人發生衝突，激變黑奴，「不得志而歸」。為懲罰葡萄牙人，李鳳勾引荷蘭人，企圖利用荷蘭人制服葡萄牙人。此事不見正史及荷蘭文獻記載，但朱吾弼萬曆三十年閏二月所上《參粵璫勾夷疏》說得很明白：
夫礦之害軍民，稅之害商旅，礦稅中官之肆害，無上下大小遠邇之遺，諸臣耳聞目擊，形之奏章者，言人人殊，不啻燭照，數計皇上亦既洞悉，未曾聞有放肆無忌，無君無法，勾夷釀亂如廣東礦使李鳳，又甚于陳幸著。臣等待罪南台，得之風聞，意不其然，乃詳質之官于廣，商于廣，及廣之官吏、商賈南來者，莫不縮頸吐舌，懼廣人禍將不測。或曰李鳳公署扁字，擅改聖旨之賜，朱其戶壁，僭擬王者之居，而堂題「華夷貢賦」，侈然若九重尊嚴矣。
……
或曰香山濠鏡澳有三巴和尚者巨富，李鳳親往需索，激變黑夷，干戈相向，不得志而歸，日增兵增船；又打死羅通事，香山軍民，澳門漢夷，恐大兵剿洗，非署印湯同知出示安撫，人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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