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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廣東與荷蘭關係述論（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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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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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四十一年（1613）六月庚戌，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張鳴崗言：
粵與閩、浙同一防倭也，而浙未嘗與夷市，閩市有往無來，彼了海上雙鳧亂飛，皆灣弧向之，無敢闖之。乃粵則與諸夷互市，而謝絕之難；市則夾帶倭夷，雜處而辨別之難；澳夷盤據內地，近且匿養倭奴以為爪牙，則驅逐之難；閩廣奸人竄入澳中，搬唆教誘，則提防之難；至近日白艚盛行，在閩者以販求為名，拒之則病鄰，而不拒則交通百出；在粵者以貿貨為名，禁之則阻絕生理，而不禁則通澳通倭，弊不勝究，法不勝設。然為地方緝隱憂，則必嚴禁曲防，毋姑息養之為得也。[2]
以上史料道出了明後期東南沿海海外貿易的基本政策和特點，即「浙未嘗與夷市，閩市有往無來」，「粵則與諸夷互市」。
值得注意，明後期廣東也有逐步放鬆對中國商人外出做生意限制的趨勢。宋應星《天工開物》也說：
凡海舟，元朝與國初運米者曰遮洋淺船，次者曰鑽風船（即海鰍），所經道裏止萬裏長灘、黑水洋、沙門島等處，苦無大險，與出使琉球、日本，暨商賈爪哇、篤泥等舶，制度工費不及十分之一。凡遮陽遠舡，制視艚長一丈六尺，闊二尺五寸，器具皆同，唯柁杆必用鐵力木，艌灰用魚油和桐油，不知何義？凡外國海舶，制度大同小异；閩廣[原注：閩由海澄開洋，廣由香山澳]洋船截行兩破排柵，樹于兩傍以抵浪。[3]
這裏給我們提供一個可靠資訊，就是廣東商人是從香山澳（澳門）出海貿易的。清初制度多沿明朝，貿易管理一仍其舊，廣州允許商人出海貿易，官府從中增收稅餉。順治四年，兩廣總督佟養甲題《准許濠鏡澳人通商貿易以阜財用本》提到：「每歲許濠鏡澳人上省，商人出洋往來」。[4]
自明中葉「廣中事例」形成，通過「澳票制」，澳門與廣州在廣東對外貿易管理體制上構成互相依賴、分工協作的夥伴式 「二元中心結構」，廣州主要面向國內市場，澳門主要聯結國外市場。萬曆以後廣州舉辦「交易會」，擴大外貿份額，澳門地位有所削弱。葡萄牙人利用明朝特許的自治與貿易權力，包攬了中國海外貿易的相當大份額。荷蘭學者包樂史指出，明朝政府指定珠江口作為接受外國商船之地，外國商人只能在嚴密的官方監督下從事貿易，葡萄牙人守在廣東，阻擋其他國家與中國直接貿易。[5]因而實現對廣東通商目標，很大程度取決於能否佔領澳門，趕走葡萄牙人而代之。
葡萄牙人在東方創造了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形式，王室壟斷果阿、麻六甲、澳門等亞洲主要商業據點的貿易和香料貿易，其對麻六甲對香料的壟斷持續到1533年，在摩鹿加的壟斷地位持續到1537年。後來，王室向商人讓步，出現私人承包制，私營貿易依靠亞洲地區內的產品和變換著的商業網絡在東南亞二類港口進行，從事這類貿易的商人為數不少，葡萄牙商人采取各種手段，帶著商品往返于各港口之間，進行「很不起眼」的購銷轉售，參與亞洲貿易。進入16世紀40年代，葡萄牙貿易，不管是王室貿易還是私營貿易，實際上已成為亞洲貿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澳門是葡萄牙人經營從印度果阿、菲律賓馬尼拉、日本長崎海上貿易的樞紐，為亞洲貿易的生命綫。
荷蘭人第一次廣東之行失敗後，即謀劃奪取澳門，而葡人誓死保衛，荷葡雙方在17世紀前30年為爭奪澳門展開反復較量。
（一）第一個10年：海上攔劫
範·內克廣東之行遭到葡萄牙人的襲擊，損失慘重，激起荷蘭人極大憤恨，采取武力對付葡萄牙人，在海上攻擊葡萄牙船隻。
1603年6月，荷蘭人俘獲了從澳門開往麻六甲的葡萄牙大帆船「卡特琳娜」號（Catharina），該船滿載貴重的藝術品、漆器、絲綢和陶瓷，在阿姆斯特丹拍賣收入達340萬盾（約合中國銀元570萬），引起轟動。[6]7月30日，荷蘭兩艘戰船和一艘雙桅小船進入澳門內港，又截獲貢薩羅·羅得裏格斯·德·索薩（Gonçalo Rodrigues de Sousa）司令從澳門駛往日本的大黑船「那保丸」號，戰利品總值140萬盾（折合中國銀元200多萬），其中生絲一項，有2800包，每包值500盾。[7]荷蘭人卸下船上的貨物，整整搬了10天。
1604年，荷蘭派出一個使節前往明朝，試圖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但葡萄牙人從中作梗，海軍上將瓦爾韋伊克（Wijbrand Van Waerwijck，即《明史》所記之夷酋麻韋郎）率艦隊開往澳門，途中遇風暴折往澎湖。他們賄賂福建稅使高采，要求到漳州貿易，在福建官方反對下沒能得逞。在駛往暹羅巴特那港時，荷蘭人又俘獲返回中國的葡萄牙大黑船「聖·安東尼奧」號（Sunto Antó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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