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同上，192：5b。

    [35]  《户部則例》18：31b～32a。

    [36]  《大清會典事例》192：7a～b；《户部則例》17：4a；18：33b～34a。

    (3)江寧倉：江寧倉於康熙年間存儲捐米，康熙四十三年(1704)存穀達87 000石，因恐久儲浥爛，决定照常平倉之例，每年存七糶三，秋成買補。[37]到了乾隆十三年，江寧倉儲穀僅12 000石，顯然减少了很多。[38]

    (4)臺灣倉：臺灣倉之設立是專為接濟福建之需要。雍正四年(1726)以正項錢糧運米十萬石於邊海地方建倉備儲。雍正七年(1729)又以官莊存米之價銀73 400餘兩採買。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更决定以四十萬石永為定額。而乾隆十三年實存396 716石，與定額頗為接近，可見當時確曾盡力使存穀足額。[39]

    (5)廣西備貯廣東穀(或稱備東穀)：乾隆二十四年(1759)决定：廣西在常平倉額穀之外，另於桂林、平樂、梧州、潯州四府加貯穀十萬石，以備廣東平糶之用。原來廣西所產之稻米有餘，一向藉商人之販運而接濟廣東。乾隆二十三年(1758)因米價昂貴(地方官將原因歸諸於商販居奇)而撥廣西常平倉穀十萬石接濟廣東。事後經地方官奏准成為定例，於是，廣西在常平倉原額外加貯十萬石作為備東穀。乾隆三十五年(1770)曾略為調整存穀的地點，但數額不變。[40]

    以上所述河南漕倉、安徽裕備倉、江寧倉、臺灣倉和廣西備東穀都是特為調濟地區間之需要而設立之倉儲。它們都在常平倉系統之外，但運行的辦法則類似。此外，還有浙江永濟倉、玉環同知倉及廣東廣糧通判倉也是在常平倉系統外的糧倉，皆因地制宜而設。至少在乾隆十三年時，這些糧倉皆有相當數額之存糧。[41]

以上所述是政府設立的糧倉。至於民間設立的則有社倉和義倉。社倉和義倉雖說是由民間自己管理，因為每年要報官查竅故實具有半官方的性質；甚至在陝西和廣西兩省，社倉之穀本是由常平倉撥出，更可說是完全屬於官方的性質。以下就討論社倉和義倉及其補助常平倉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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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大清會典事例》192：2a～b。

[38]  《大清會典事例》19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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