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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奴婢的雇佣化趋势与中古良贱制的消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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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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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体现了封建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下的雇佣关系。两者性质不同。 二 唐代中后期奴婢的雇佣化趋势
从法律规定来看，唐代奴婢与雇佣劳动者身份是不同的，但是，只要仔细地阅读有关史料便可以发现，自唐中叶以来，在生产关系变化、契约租佃制空前发展、农民阶级依附关系减轻的大前提下，商品货币经济无孔不入的特性，使雇佣关系日益渗透到古老的奴婢制度中去，从而使奴婢与雇佣者的界限日益模糊，奴婢身上所体现的奴隶性成分日益减少，而封建的雇佣性成分却不断增加。这种变化的趋势，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典身性质的演变及佣仆的增多上。
在唐代社会里，合法的奴婢来源有战俘奴婢，罪没奴婢，世袭奴婢等，非法的奴婢来源有掠卖奴婢，债务奴婢。在这几种奴婢来源中，唐代仍象历代奴婢多是“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值者”[19] 的情况一样，奴婢主要来自破产农民。
一般说来，如是纯粹的卖身，被卖者的奴婢性质较为明显，这在许多奴婢买卖契约中看的比较清楚。如第六章第三节所引吐鲁番出土的《开元十九年二月婢失满儿买契市券》以及《龙朔元年左憧喜买奴契》等，都明确记有“准状勘责问口，承贱不虚”、“保不是寒良泫诱等色者”之类话语，[20] 说明被卖者的贱民身份。这里再举敦煌所出S3877((丙子年阿吴卖儿契)一例：
1 赤心乡百姓王再盈妻阿吴，为缘夫主早亡，男女
2 碎小，无人救济，急供衣食，债负深扩(广)，今将福(腹)生
3 儿庆德，柒岁，时丙子年正月廿五日，立契出卖与
4 洪润乡百姓令狐信通，断作时价乾湿共参拾石。
5 当日交相付讫，一无玄(悬)欠。其儿庆德自出卖与(以)
6 后，永世一任令狐进通家口口家口。不许别人论
7 理。其物所买儿斛斗，亦口口，或有恩敕口
8 行，亦不在论理之限。官有政法，人从此契。恐
9 后无凭，故立此契，用为后验。
该文书反映阿吴将亲生子庆德卖与令狐信通，身价为粮谷三十石。契书明确规定，庆德自出卖以后，“永世”为令狐家奴仆，即使朝廷恩赦，“亦不在论理之限”。而且“官有政法，人从此契”。敦煌所出的其它私人卖身契中，也有“世世代代永为某家奴仆”，“任某家男女世代为主”，“永世一任某人世代为主”的规定。这里奴婢包括其自身的劳动力，“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21] 从此“一人黑纲，永无雪理”，[22] 成为买主的“特定财产”。这类奴婢对主人的隶属关系特别强化，与唐律所规定的奴婢身份十分相近。
但是我们知道，封建政府对于压良为贱是严加禁止的，《唐律疏议》中便有《略人略卖人》、《略和诱奴婢》、《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等专门律文。如《唐律疏议》卷二十《略人略卖人》条规定：“诸略人、略卖A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可见，唐律对略人为奴婢者的处罚是相当严厉的。因此，一般情况下，除了原来即是贱民者外，破产农民要将自身或子女卖为奴婢，不能不考虑法律的禁约，而且对于破产农民来说，只要有一线免贱的可能，是不愿将自身或妻儿永远出卖于人、世代为奴的。这样，变相的卖身形式——“典身制”便发展起来。
典身制在历史上出现的很早，历代都不乏农民在极度贫困时典儿贴妇的情况。但是唐中叶以来，典身的大量出现及其所体现出的雇佣化趋势却值得注意。请看有关史料：
敦煌文书S1344号为《唐开元户部格残卷》，文中载有长安二年(702年)敕令：“诸州百姓乃有将男女质卖，托称佣力，无钱可赎，遂人财主。宜严加禁断。”[23]
《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载，李汇在泾原，“出俸钱赎将士质卖子，还其家”。
《册府元龟》卷四二《帝王部·恤下》载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诏曰：“其公私旧债，亦宜停征。贫下百姓有佣力买卖与富儿及王公已下者，任依尝式。”
《册府元龟》卷四二《帝王部·仁慈门》载文宗太和八年诏曰：“苏州大水，饥歉之后，编户男女多为诸道富家虚契质钱，……苏湖百娃 愿赎男女者，官为评理，不得计衣食及虚契征索，……不厌为贱者。亦听。”
《唐大诏令集》卷七二《乾符二年南郊赦》载，咸通五年，梧州军将因米损失，“摊保累数百家，或科决不轻。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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