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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奴婢的雇佣化趋势与中古良贱制的消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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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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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其文后有宋代规定：“臣等参详，请今后户绝者，所有店宅、畜产、资财，
营葬功德之外，有出嫁女者，三分给与一分，其余并人官。”此处且不论宋与唐代关于户绝财产继承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宋人规定中。删去了开元令文中作为财产的奴婢及部曲客女，加上了畜产。这一变动不可能是疏忽，而是宋人不将奴婢视为财产的反映。宋人赵彦卫曾说：“《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当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旨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及五代私酒犯者处死之类。不可为训，皆当删去。”[57] 这里赵彦卫认为，奴婢是不能当作畜产对待的。宋真宗说：“今之僮使，本雇佣良民。”[58] 咸平时，“诏川陕路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价以偿”。[59] 这反映官府已不允许将奴婢作为财产处理了，奴婢由“物”变成了“人”，这不能不说是唐宋奴婢制度的重要变化。[60]
其次，奴婢的雇佣化使中古森严的良贱界限趋于模糊，消失。良贱制度存在的前提，是贱民阶层的存在，而贱民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奴婢。奴婢的雇佣化使奴婢很难再象唐代那样长期保持世袭的贱籍身份了。一个奴婢在计佣折直以后，可能就不再是奴婢，许多不是奴婢者，因生活需要，也可能雇身为奴，而身份仍为良人。如前述王钦若之奴，就仍保持有在州县的户籍。因此要保持一个有着稳定贱籍身份的奴婢阶层已不可能，唐代奴婢“过贱”及奴婢有固定“贱籍”那一套制度，在宋代已不存在。宋代雇佣奴婢立契的目的主要是言明雇价与年限，至多也只是象袁采所讲那样，证明“或果穷乏，无所能依倚”而已，与确认典雇者是否有贱民身份没有关系。既然奴婢己不是相对稳定的贱人阶层，与良人之间已无明显界限，唐代那种杂户，官户、番户也不复存在，那么良贱之分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与可能。
第三，奴婢的雇佣化使宋代官奴婢制度进一步衰落下去。如前所述，唐中叶以来，随着纳资代役与和雇制的发展，官奴婢手工业劳动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到了宋代，官手工业中官奴婢之类的“贱民”已经消失，劳动者已都是召募的工匠及差雇匠了。从官奴婢的来源看，宋代已基本改变了没战俘为奴婢的传统做法。虽然宋代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宋与辽、西夏、金进行了无数次战争，但史书中已很少见到以战俘为奴婢的记载了。至于籍没罪犯家口为官奴婢的制度，形式上仍然存在。[61] 但实际内容却发生很大变化。宋代的“配隶”，实际是指流放与苦役相结合的一种刑罚，其身份是罪人而非奴婢。此外，犯罪者的私有奴婢，也不象过去那样完全作为财产没官了。太宗时宰相卢多逊获罪，其奴婢即被放免。[62] 南宋开禧三年，吴曦以谋反获罪，其妻妾等按律应没官为奴婢，但众官集议后认为，没官系“贷而不死，世为奴婢，律比畜产”，但“此法虽存，而不见于用，其母女妻妾……合于流罪”。[63] 南宋末年方回亦曰：“近代无从坐没人官为奴婢之法。”[64]
不仅官奴婢很少来自战俘和罪没，而且宫廷中奴婢的构成亦产生了变化。宋英宗时，司马光上书曰：“内中下陈之人，竞置私身，等级浸多，无复限极。监勒牙人，使之雇买，前后相继，无时暂绝。致有军营、井市下狸妇女，杂处其间，不可辨识。此等置之宫掖，岂得为便。”[65] 神宗时，“诏宗室女仆尝生子者，不得再雇人有服属位。”[66] 反之，可证未生子者仍可“雇人”。可见雇佣制已渗人到宫廷服侍阶层，对传统的官奴婢制度形成了一个冲击。
宋代官奴婢制度的衰落在职官制度上亦有反映。唐代主管“簿录俘囚、配没奴隶、掌奴婢簿籍”的刑部都官曹，在宋代，据《宋史·职官志》载，其职能已变为“掌天下役人与在京百司吏职之籍”，这清楚地说明，以官奴婢为主要掌握对象的都官，职能已向掌握雇佣工匠转化，这是雇佣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第四、奴婢阶层的雇佣化，使奴婢的身份地位，比之唐代有了进一步提高。奴婢能与雇主订立契约本身，就已标志着奴婢身份地位的提高。奴婢“贱籍”的消失，更说明奴婢与良人在身份上的接近。宋神宗时，枢密副使吴充言：“朝廷广开言路，微至于庶人皂隶，苟有可言，皆得上闻。”[67] “皂隶”居然也可以上言，这在中古时代是绝对不可想像的。这显然与唐中叶以来“冠冕皂隶，混为一区”以及奴婢的雇佣化趋势联系在一起的。皂隶既可向皇帝上言，那么也一定有了诉讼权力。从宋代奴婢实际的法律地位、婚姻关系等方面来看，都已不能与唐以前的奴婢同日而语了。这也可以从其它史料证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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