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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奴婢的雇佣化趋势与中古良贱制的消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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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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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财荡尽，典男鬻女，力竭计穷。”
《唐大诏令集》卷五《改元天复赦》载：“兵戈以来，条法废坏，良家血属，流落它门，既远家乡，或遭典卖，……其传典卖奴婢，如勘问本非贱人，见有骨肉，证验不虚，其卖主并牙人等，节级料决。”
这些史料中的质卖者实际便是典身。关于典身的性质，具体典质方式，敦煌所出四件典身契约反映的较为清楚。四件典身契约编号、名称为：1．S1398号《壬午年郭定成典身契》；2．P3150号《癸卯年吴庆顺典身契》；3．P3964号《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4．北图余字81号《辛巳年何通子典儿契》。四件文书的年代笔者已进行了考证，大体都书成于五代。[24] 时间虽已越出唐朝，但其契约形式、内容等，应是与唐代基本相同的。这里兹引录其中之一的《癸卯年吴庆顺典身契》：
1、癸卯年十月；十八日。慈惠乡百姓吴庆顺兄弟三人商议，为缘
2、家中贫乏，欠负广深。今将庆顺己身典在龙兴寺索
3、僧政家。见取麦壹拾硕，黄麻壹硕陆斗，准麦三硕
4、贰斗。又取粟玖硕，更无交加。 自取物后，人无雇价，物无
5、利头，便任索家驱驰。比至还得物日，不许左右。或若到
6、家被恶人勾卷，盗窃他人牛羊园菜麦粟，一仰庆顺
7、抵当，不干主人之事。或若兄弟相争，延引抛功，便同雇
8、A逐日加物叁斗。如若主人不在，所有农[具)遗失，亦仰庆顺
9、填赔。或若疮出病死，其物本在。仰二弟填还，两共面
10、对，商量为定。恐人无凭，故立此契，用为后凭。
11、又麦壹硕、粟贰斗。恐人不信， 只(质)典兄吴庆顺(押)
12、押字为凭。叔吴佛婢(押) 同取物口承弟吴万升(押)
13、 同取物口承弟吴庆信(押)
14、 口承见人房叔吴佛婢(押)
15、 见人安寺空(押)[25]
从该契文及其它几件典身契文反映，典身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典身类似债务奴婢，系债主借出粮食钱财的抵押品；第二，典身任由债主驱使，直到负债者还清债务为止，典身“身无雇价”，劳动没有报酬；第三，典身不是债主的私有财产，不能转卖，典身不属贱籍。
这里以典身与奴婢相比，明显的不同是典身未列入正式贱籍，如债务还清，典身可脱离典家。与奴婢的相似之处则是任由债主驱使，劳动毫无报酬。实际上，一般农民既已到了非典儿贴妇不能存活的地步，很难有能力将质典者赎回。如汉代时赘子三年不得赎即成为奴婢，前文所引柳宗元任官柳州时，当地风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26] 韩愈在袁州任官，“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人之”。[27] 这里债主借出之物或有子息，或有时限，这种情况下，典身一般都难逃沦为奴婢的命运。正是因此，唐代文献中往往将典质与奴婢联系并称，如前引大和八年诏令及改元天复敕文中，都将典卖者列人贱流。在这个意义上讲，典身是沦为正式奴仆之前的过度阶段。正象韩愈所称，典身“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不休”。[28]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某些典身身上确实已出现明显的雇佣化倾向，如前述长安二年敕令中，有些质典者便“托称佣力”。这里虽是托称，但反映了质典者与佣力有相似之处。开元二十三年诏令中称：“贫下百姓佣力买卖与富儿及已下者，任依尝式。”这里既称买卖，又称佣力，显然是指以劳动来偿还身价的质典者。所谓“任依尝式”，应指《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中“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各减自相卖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减一等，仍计拥以当债直”的规定。在开元二十五年颁布的杂令中。唐政府规定，悬欠公私债，“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取户内男口”。[29] 这里明确规定，债务可以捉供劳动力偿付。
柳宗元在柳州期间．改变旧俗，令以身女质钱者，“书其佣，必足相当，则使归其质”。[30] 韩愈在袁州时亦进行同样的变革，他在《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中说：“右准律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使，日检责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准律计佣折直，一时放免。”[31] 在该状中，韩愈认为“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因此他建议唐政府应“重举旧章，一皆放免”。[32] 所谓“重举旧章”，显然指前述唐律中有关典身质债者计佣折直的规定。
韩愈的建议是否为唐政府采纳，我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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