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唐宋奴婢的雇佣化趋势与中古良贱制的消亡 |
 |
时间：2009-7-24 13:52:04 来源：不详
|
|
|
太祖时，右谏议大夫冯瓒因奸利为私奴击登闻鼓所告。[68] 太祖乾，德二年，知制诰高锡上言“近廷臣承诏各举所知，或有同行贿获荐者。请自今许近亲、奴婢、邻里告诉，加以重赏。”[69] 太祖批准实行。这反映奴婢不仅因主人“叛逆”可以告发，而且也可以告发主人的其他罪行了。
太宗时，“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参军鞠之，……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为首谋，或从而加害，罪皆应死。”[70] 该史料中女奴的父母并非奴婢，可见女奴身份并不是世袭。女奴被杀，其父母可讼于官府，而女奴主人杀女奴亦不得免罪、减罪。仁宗至和元年十一月，宰相陈执中本家笞女奴迎儿致死，曾引起轩然大波。开封“道路沸腾”，官府检视迎儿有疮痕，大臣上言认为：“若女使本有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礼，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陈执中为此被“罢免相位”。再如仁宗时，抚州司法参军孙齐，娶佣婢周氏为妻，而杀其子，周氏上诉，孙齐被治罪，编管濠州。[71]
此外宋代部曲也可告主。如太祖时，文思使常岑坐监主自盗，“为部曲所告”。[72] 开宝五年，部曲鸿遇告其主人殿中侍御史张穆贪赃，张穆被处弃市，而朝廷赏鸿遇锦袍银带、绢三百匹。[73] 可见贱口告主已不限于“叛逆”之罪了。当然，宋代部曲已与中古时有很大不同了。
贱口可以告主，同样主人也可以告奴婢。如宋太宗时，“京畿民牟晖击登闻鼓，诉家奴失牡豚一，诏令赐千钱偿其值。”[74] 主人因失一猪而将奴婢告官，可见，奴婢此时已成了被告对象，说明其本身已不是物品了。在中古时期，主奴之间，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主人享有处置贱口的很大特权，贱口不能告主人，主人亦不可能去控告自己的奴婢，因为奴婢象牛马一样，属于无责任能力的财产，而宋代奴婢，却是具有一定权利和责任能力的刑事诉讼主体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四月条载：“旧制，士庶家僮仆有犯，或私黥其面。上以今之僮使，本佣雇良人，癸西，诏有盗主财者，五贯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贯以上奏裁，而勿得私黥涅之。”二年以后，真宗再次颁诏：“自今僮仆盗主财五贯，配本州牢城，十贯配五百里外，二十贯以上奏裁。改咸平六年之制，虑其淹系也。”宋真宗先后二次颁布诏旨，规定对奴婢犯罪的处罚原则，从表面上看，似是为维护奴婢贱口主人的经济利益，而实际上等于正式取消中古长期以来奴婢主人的私刑权：在中古时期，奴婢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不仅可以任意处罚奴婢，而且几乎是享有变相处死奴婢的权利。
还应提及一下的是，唐宋时期，在掠卖奴婢的走向上亦出现了明显不同。在唐代特别是唐中期以后，社会上曾出现一股从周边地区掠买奴婢的风气。上自朝廷命官，下至州县小吏，许多人都设法从岭南等落后地区购买奴婢，唐政府屡下诏令禁止。但是到了宋代，不但从周边地区向中原地区掠卖奴婢的现象减少了，相反，却出现了一些人掠中原贫民到周边落后地区出卖的现象。如太宗淳化二年“诏陕西沿边诸郡，先岁饥，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宜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75] 天禧三年真宗诏曰：“自今掠卖人口人契丹者，首领并处死。诱致者同罪，未过界者决杖黥配。”[76] 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中原良贱制的进一步瓦解及雇佣奴婢制的发展呢。
综上所述，唐宋之际，奴婢阶层的雇佣化趋势是十分明显的。从唐律规定的奴婢“律比畜产”，到宋代奴婢的“雇佣良民”，奴婢身份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根本在于唐中叶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的活跃，雇佣关系已渗透到中古贱民制度中去并促使其瓦解。这种变化在由奴婢到典身，由典身到佣仆，由佣仆到雇工这一身份系列中，得到较清晰的体现。奴婢大量的雇佣化的结果，使世袭性贱民大为减少，这一趋势与部曲、官户、杂户等贱民的消失，
最终导致了整个中古良贱制度的消亡。
唐宋奴婢的雇佣化，不仅导致中古良贱制瓦解，而且在中国整个奴婢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在客观上将中国奴婢制度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一般说来，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奴婢，较多地保留了奴隶的成分，无论是在法律规定还是在实际生活中，身份地位都十分低下。受当时整个农民阶级封建依附关系十分强化的制约，奴婢对主人的隶属关系亦十分强化，在封建经济中的补充作用也较为突出。而唐中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农民阶级的契约租佃化，部曲佃客阶层已为契约租佃农民所取代，而奴婢阶层的主要部分逐渐成为封建雇佣者。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奴隶或半奴隶性成分已日见消褪，良贱界限趋于模糊。其中奴婢对地主经济的补充作用亦大大降低，他们已真正成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