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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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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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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开展新的议题与视野，而且成果显著．从最近几篇相关研究回顾的论文，可以反映学界努力开拓宋代社会相关领域研究的新方向，①其中基层社会更是社会史研究的新焦点。不过，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多属个案的探讨，而且偏重于乡村制度与区划，以及个人与家族在社会中的角色，尚有许多广泛的基层社会的议题，有待进一步开展、充实和完备。
本文以县作为基层社会的讨论范围。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地方社会的研究取向各有侧重点，其中“乡村共同体”或“地域社会”的概念，是日本学界的重要视角，但这样的研究视角似乎过于侧重“社会的”及“空间的”，反而忽视国家权力及政局变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而“地方”一词又有与中央对立之意。个人先前研究地方军与地方武力时，也发现这些武力多超越县，而属于路或府的层级，因此在本文中以“基层社会”作为整合结构与空间、政治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场域。②基层社会指涉的内涵多因人口、活动空间和数据记载的详略而有所不同，如以今天而言，基层社会可以指涉村里，明清的基层社会则可以是乡镇。宋代基层社会的范围目前仍在讨论阶段，研究取向也不一致。③明朝以前，中国乡镇志一类的地方资料不多，除了个别地区，很难作为观察基层社会的对象，而县是中国历代行政组织中设官任职、执行政策、维护治安、司法裁判和财税征收的基本单位，县衙所在的地区是官府行使公权力和统治力的基点，也是民众和官府交涉、交流的场所，中央政治力与地方社会力接触的界面。一般而言，被认为是中央集权的宋代，任职于县的官员大概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县尉，顶多再加上监商税务一人，其他事务性的工作，则由胥吏担任。④县衙的官员不多，却是执行公权力，象征王权统治力的中心。乡里固然能真实体现基层社会的活动面貌，但在宋代是虚化的行政区划，而且受到资料的限制，只能看到极少的个案或特殊时期的样貌，并不具有普遍性。反之，从县这一层级，尤其是县衙所在的县城，较能体现政治运作、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乃至经济、文化活动，也是资料上能较全面反映社会现象的部分。因此，本研究以县作为观察宋代基层社会的基点，应当较为明确且争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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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吴雅婷：《回顾1980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12卷，2002年，第65—93页；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汉学研究通讯》2003年第3期，第15—26页；李华瑞：《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研究》，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905—916页；王锦萍：《20世纪60年代以来宋代民间信仰研究述评》(待刊)及郭恩秀：《八十年代宋代宗族史中文论著研究回顾》(待刊)。
② 关于共同体的研究，谷川道雄教授是先驱，而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明清社会史研究者提出“地域社会”的视野则影响深远，相关论著颇为丰富，可参见檀上宽：《明清乡绅论》，刘俊文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53—481页；岸本美绪：《明清地域社会论的反思》，何淑宜译，《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第164—176页；《“秩序问题”与明清江南社会》，《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第50—58页；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72—83页等。
③ 吴雅婷在她的文章中，对基层社会一词是采取以人为中心向外推衍的较为宽泛的认定。见氏著：《回顾1980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12卷。
④ 福州辖下各县大约有一百至二百名胥吏，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社会结构》，《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7年，第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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