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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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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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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诸胥吏。叶适就说：“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骤而问之，不若吏之素也；蹔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举而归之吏．官举而归之吏，则朝廷之纲目，其在吏也何疑。”⑥说明由于胥吏熟悉法条规章，对地方民情风俗的了解比较彻底，使得官员在处理具体事务时，需要多倚仗他们。而且县政庞杂，县令实无法亲自处理这么繁琐的事务，许多事都要委由胥吏去办理。
宋政权南渡后，基层事务专业化的属性加强，胥吏在政务运作中的分量更重。叶适指出其缘由说：“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按指吏)。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⑦这就给予胥吏操控基层事务的空间，形成“吏强官弱”或“公人世界”的局面．宋廷规定县令的职责巨细靡遗，甚至需亲自定时为监狱牢门开锁，⑧但实际情况却与规定相违。以法律裁判而言，胡太初就指出：“在法，鞫勘必长官亲临，今也令多惮烦，率令狱吏自行审问，但视成款佥署，便为一定，甚至有狱囚不得一见知县之面者，不知吏逼求贿赂，视多寡为曲直，非法拷打，何罪不招．”⑨真德秀也指出：“访闻诸县，闻有轻置人囹圄，而付推鞫于吏手者，往往写成草子，令其依样供写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钱。”⑩以致舒璘有“官员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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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邦炜：《宋代避亲籍制度述评》，《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0—375页。
② 陈舜俞：《都官集》卷3《经制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20页。张纲在《乞久任札子》中也说有的官员到任未满一年，或二三个月就离职的情形，见《华阳集》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页。
③ 司马光：《传家集》卷25《论财利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页。
④ 曾巩：《曾巩集》卷14《送江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0—221页。
⑤ 黄淮、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217《刘行简乞令县丞兼治狱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2851页。
⑥ 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34—835页。
⑦ 叶适：《水心别集》卷14《吏胥》，第808页。
⑧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75《刑狱杂事》，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537页。
⑨ 胡太初：《昼廉绪论》《治狱篇》，收入《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影印百川学海刊本，第11页下—12页上。
⑩ 直德秀：《西山政训》《清狱犴》，从书集成初编本，第7页。
未必皆贤，贤者尚不能尽察，万一非贤，吏辈诛求，上下势散，内外情隔，非委之吏，事必不集，集事在吏，非贿不行”①的评论。这些意见显示胥吏在南宋文臣的眼中多属负面，且是吏治败坏之源。而且这种评价，从宋人的言论到今人论著中都不断出现。不论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却也反映官少吏多、官员回避、轮调制及基层业务的繁重等现象，其中更说明了胥吏在宋代基层社会具有实质的影响力。
胥吏在基层社会的地位，和他们在地方社会的中介性角色也有密切关系。胥吏操持县政的做法对基层吏治的伤害及其负面影响，固然常为人所诟病，也遭到官员的鄙视。他们一方面与官户同属形势户，却也是官员刻剥资取的对象。袁采就说：“惟作县之人不自检已，吃者、著者、日用者般挈往来，送馈给托，置造器用，储蓄囊箧，及其它百色之须，取给于手分、乡司……其弊百端，不可悉举。”②说明胥吏是官员剥取地方资源的主要管道，甚至是与官员均沾利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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