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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乡村户之生活水平析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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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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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但司马光之所以反对变法，似不是针对变法本身而言，而是针对王安石本人。司马光曾言：“臣与安石南北异乡，用舍异道”，吐露了其心声。所以，司马光所说的农民的状况是事实，但不全面，只反映了一些贫下层的状况。况且，其中也反映出在风调雨顺的年月，农民苦归苦，但辛苦会换来回报，起码基本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在发生自然灾害，农业减产而官府又不减税、地主不减租的情况下才真正会出现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的情况；其余大部分时间，农民还是可以安居乐业的。如果真是两宋300多年来都像司马光描述的那样子的话，何以会有后来文士所盛誉的“封建文化的顶峰”。与司马光相反，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中却记载了一些游宦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之情：
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县；不如田舍，长相见面。门无官府，身即强健。麻麦遍地，猪羊满圈，不闻金贵，唯闻粟贱。夏新绢衣，秋新米饭。安稳睡眠，直千直万。
这是描述上等农民的生活纪之实，那么一般农民呢?同书中又载：
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饥有粮，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儿寡妇，一张白纸，入著县门，冤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欢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养我明府。苗稼萋萋，曷东曷西?父母之乡天子马啼。
如此雅境简直是世外桃源，与司光所述的农村情形大相径庭。我们能据此判断宋代农民的普遍生活状况吗?显然不能。因为这也是宋代某种时空下的特殊生活片断，同样是一种极端。
概而言之，宋代乡村产生活水平：贫富有别，参差不齐。《长编》卷27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七月甲午条载：国子博士李觉上言：“秦汉以来，民多游荡，趋末者众，贫富不均。今井田久废，复之必难。旷土颇多，辟之为利；且劝课非不至，而尚多闲田。用度非不省而未免收赋。地各有主户而无田产，富者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雨露降而岁功不登，寒暑迁而年谷无获；富者益以多蓄，贫者无能自荐。”这是宋初农民的状况——严重的贫富不均。其原因除与宋政府实行土地“不抑兼并”的政策有关外，更与五代纷争、天下初定有关。为改变这种状况，李觉建议太宗：“欲望令天下荒田，本主不能耕佃者，任有力者耕种；一岁之后，均输其租，如此乃王化之本也。”①神宗时的农民情况仍以司光的话为据：“彼农夫之富者不过占田稍广，积谷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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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甲午。
假而已。……其贫者蓝缕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为人耕种，资米拾以为生……”①二者之间的中户是什么情况呢?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王岩叟言：“第三等以上户皆能自足。”②宋朝的五等版籍中，第三等户为中户，王岩叟说中户的生活水平是能“自足”，而不能“自足”者即为贫下户；神宗张方平说过相似的话：“中户以下鲜有盖藏。”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自足”是指生活水平而言。而生活水平除与家庭所拥有的土地、赀财有关外，还与家庭人口的多少、用度的奢俭有很大关系。政府划分户等所依据的只是家庭所拥有的土地、赀产等表象，并不依据其生活水平。其实生活水平的高低与某户是地主还是自耕农、佃农并不是我们旧有观念所想像的那样绝对成正比的。姑且以20世纪30年代的河北张北县的情况为例：
农民之生产情况不一，故生活状况亦异。地主之家，土地虽多，门户较大，花费颇巨，生活程度亦随之增高，故有疲蔽之状；自耕农之家，虽比地主之户门户较小，花费减轻，然因天灾人事之压迫，亦有入不敷出之叹。半耕农介平地主与自耕农之间，折衷办法似可救济，然谷价低廉，以终年劳动勤苦及分收二三成这租粮，实不抵粮赋与一切花费之用；至佃农之家，生活简单，自食其力，如能勤俭自励，尚可维持，惟地主分收之外，所余无几，况本无积蓄，遇有歉收复，危险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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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编》卷252神宗熙宁七年四月甲申。
② 《长编》卷379哲宗元祐二年三月辛巳。
③ 《长编》卷259神宗元丰二年十一月戊申。
不论是地主、自耕农、半耕农还是佃农都存在“生活充裕、盈亏相抵、生活困难三种情形”①。这条资料反映的是国有土地制度崩溃以来，中国前近代社会乡村中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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