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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乡村户之生活水平析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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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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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饭就能吃掉通常人一天的饭食；①另外像婚丧嫁娶也消费大量的粮食，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对作为中农的乡村第三等户来说，要想有积蓄，必须靠节俭。像前文幕官所述的“早食肉，晚食羹，日用一千”的生活，恐怕只有在过年那天。其实，在乡村中不惟中等户，即便一般的上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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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庄绰《鸡肋编》卷中载：“三代之世，无九年之蓄不为足，而后世常乏终岁之储，非特敦本力田者少，而食者众，……盖健啖者一饭不过于二升。”
也不敢大手大脚放开消费。他们尽管家业大，但人口多，在亩产量难有大的提高的情况下，人的消费量是远大于食物的生产量的。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宋代，可以说在整个中国的前近代社会都一直存在。如明代吕坤《实政录》卷2载：“且如今百姓们过日子，有地土的人家，一年收三二百石粮，吃穿使用泼手大脚，也只够过了一年，明年收百五十石或百石，吃穿使用挪上攒下少不得过了一年。试相那挪上攒下也不曾少了吃穿使用，只是不得风光宽绰耳”。显然这是上等农的情况：吃饱穿暖尚可，如果想“风光宽绰”其家业就难以长久了。另外，前文我们讲述的20世纪30年代河北张北县的情况：“地主之家，土地虽多，门户较大，花费颇巨，故有疲弊之状。”①地主之家尚且如此，中等农家来说更不敢奢侈了，至于那些贫农，别说奢侈，恐怕能每天填饱肚子就算是大过年了。诚如黄宗智先生所言，这是“糊口农业”的典型表现。如此脆弱的家庭经济，且不论政治因素、自然因素，单就人自身因素来考虑，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个人患上一场大病，足可以把一个足食足衣的家庭摧跨。无疑，这样的家庭即使没有其他政治、社会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富裕”或“足衣足食”也难长久。我们注意到在前近代的中国农村社会中，总是新一拨富人刚站起来旧一拨富人却倒下去，如此反复不已。这种现象过去不少学者用商品经济的冲击、政治制度的缺陷、经济制度的不合理等原因来解释，固然有其可信的一面，但笔者觉得所有这些可能都不是最根本的东西。因为对于出身于农民家庭、熟知农村社会情况、有着切身体验的笔者这个“准农民”而言，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当代部分农民家庭的脆弱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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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继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卷5《户籍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为什么政治制度变了，社会性质变了，而农民家庭的脆弱性仍然存在呢?因为当代农民家庭和中国前近代的农民家庭还存在相同的脆弱基因。不管是中国前近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曾有过两种组织形式，即集体组织形式和家庭组织形式。前近代社会下的集体组织形式，不论是奴隶制的集体劳动还是地主制的庄园形式，都是不公正社会体制下的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被迫劳动。这种形式的集体不如说是杂体。在这种杂体下，每一个成员，实际上相当于主家的牲口。20世纪50—70年代的人民公社制下的集体形式是一种超越经济发展规律的人为的理想模型，是一种“理想天真，现实无奈”式的泡沫型集体。由于过于超前，在生产力尚未达到足于保证每个集体成员所需求的生存安全的条件下，国家和集体硬着头皮对每一个成员的生老病死进行体贴入微地关怀，只能是打肿脸充胖子，最终只会共同贫穷，共同脆弱。家庭作为生产生活单位，是前近代和现当代都最长久最普遍的经济组织形式。这种形式的优点是生产积极性高，凝聚力强，但缺点是没有成本意识，只考虑生产增长，不考虑成本增长；只知道外在的节俭，而很少考虑内在的创收；即便有内在的创收意识，也无为创收而进行必需的投资能力。
在农村，家庭的外在环境是村庄，内在环境是家族。村政府向来只把村庄作为一个行政组织，只是把它从一个聚落改造为一个行政组织，而很少考虑把它改造为一个经济实体。形不成一个凝聚力强的经济实体，也就形不成一种企业组织所具有的“村兴我荣，村衰我耻”的激励精神。家族作为村民的内在组织，只是在原始心理下维护共同血缘而自发形成的亲和力内聚，其基本功能是保护家族成员的安全、日常的互帮互助和扶危济困，和真正的经济实体，几乎不沾边。因此，农户家庭所依存的内外环境都无法改变其家庭生产的基本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农村的实际情况，曾在一段时间改变了农村长期贫穷落后的局面，但令人费解的是，20多年来，有不少农村地区仍维持着脱贫未致富的尴尬局面。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中，农业仍只是一种生业，而未形成一种产业。农民的各种保障，除赈灾外，大部分仍依靠农民自身。近年来，随着城乡差距的拉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有相对下滑趋势。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严重制约着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家庭成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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