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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与物价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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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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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10]]既然自汉武帝以后都是独尊儒术，宋朝在尊崇儒术方面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儒经上的这一古训照理不该不照办。但实际情况却是官方的粮食储备很有限，国无三年之蓄的情况是经常的。大约只有边境地区的军粮储备能超过二年。这是因为，宋朝的财政收支自北宋中期（或更早）以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有时甚至入不敷出，要想将较大数额的粮食贮存不用，是很困难的。到南宋以后，时常有向百姓预借赋税的情况，寅吃卯粮的情况时时可见，所谓“三年之蓄”就更成为空话。国家既无足够的储备，要想完全控制粮价，就是不可能的。
[[1]]《长编》卷一○四。事又见《宋史》卷九《仁宗纪》。
[[2]]《长编》卷二五一。
[[3]]《宋史》卷四六《度宗纪》。
[[4]]《永乐大典》卷七五○七引《元丰类稿·奏论常平三等粜籴斛斗不便状》。
[[5]]《诸臣奏议》卷一○七《上哲宗乞趁时收籴常平斛斗》（司马光）。
[[6]]《永乐大典》卷七五○七引《元丰类稿·奏论常平三等粜籴斛斗不便状》。
[[7]]《宋诸臣奏议》卷一○七《上哲宗乞常平不分立三等》（王岩叟）。
[[8]] 均见《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常平义仓》。
[[9]]《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七《上哲宗乞趁时收籴常平斛斗》（司马光）。
[[10]]《礼记·王制》。
六、物价申报制度及所谓官价问题
宋代物价申报制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调控市场物价，而是为了调控非市场物价。
物价申报制度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令拾遗》卷七：“诸市每肆立标、题、行名，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据此，唐代的物价申报制度是与市场管理相联系的。宋代的市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放松了限制，其申报制度随之也有变化。北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十二月，“诏三司、开封府指挥，自今令诸行铺人户，依先降条约，于旬假日齐集，定夺改旬诸般物色见卖价，状赴府司，候入旬一日，牒送杂买务。仍别写一本，具言诸行户某年月日分时估，已于某年月日赴杂买务通下，取本务官吏于状前批凿收领月日，送提举诸司库务司置簿押上点检。府司如有违慢，许提举司勾干系人吏勘断。”[[1]]此诏令专门针对京师地区而颁，从引文看，其作用之一，是给杂买务提供物价信息。至于是否有其他意图，无从推知。宋仁宗时，政论家苏洵著书，内言：“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私价卖；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籴。今也，吏之私价卖而从县官公籴之法……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2]]在他看来，物价申报主旨在于防止官吏凭借特权在购买时坑害百姓。但他又讲到“县官公籴”也以此申报价为基准，压低三分之一，则申报之价也有供官方购买参照的功用。他于文内讲的是“天下”的情况，即不限于京师，大约此前已有全国性的物价申报制度。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八月，推行免行法，设详定行户利害所，并设市司，“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3]]于是，市司便成为正式的物价管理机构。熙宁七年三月辛酉，详定行户利害所奏中言及：“官司置买公用及供家之物，承例行下时估，虽无添减，亦须逐旬供申”。[[4]]可知此时仍实行每旬供申时价的制度。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琼管体量安抚使朱初平奏，省司每岁下海南四州买香，“而四州在海外，官吏并不据时估、实直。沉香每两只支钱一百三十文，既不可买，即以等科配”。[[5]]此言海外四州不讲时估、实直，则可反证内地州军是执行时估、实直的。又据载，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正月“二十二日，户部言：‘提举京畿京西路盐香事程奇奏：州县官吏于民间买物所定实直低小，乞州县每月所定实直及逐旬增减状各以一本州送就近监司，县送本州，常切点检觉察。监司巡历州县，将逐处实直体究，或高下异同有害民力并许根治。仍乞诏有司立定刑名，看详添修：诸物每月一估，每物具上中下等实直、时估，结罪申价。有增减，旬具刺状送在任官书知。州县镇寨实直仍申本州审察，条事件申闻。’诏依。”[[6]]这次规定主要是针对地方的，要求州县每月申报各种商品的价格，还要分上中下三等。上引二次言及“实直”、“时估”，但仅从引文尚无法知晓二者是否有差异。
南宋宁宗时期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卷七《监司巡历》载有官方的如下规定：
关市令：诸物价每月一估，每物具上中下等实直、时估，结算（“算”字疑为“罪”之讹）申价。有增减者，旬具刺状。外县镇寨实直仍申本州审察（原注：监司若委点官巡按所至准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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