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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与物价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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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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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都同灾情相联系，即非正常时期的经常性举措。二是平抑京师物价的记载占相当比重，京师系统治中心，情况不同于一般地区，有特殊性。三是官方的干预虽起了作用，却不能完全控制粮价，粮价仍有较大幅度的涨落。四是宋代灾年百姓流亡的事时有发生，较普遍地存在，从反面证明官方社会保障方面的能力有限，对粮价的控制能力有限。
2、常平、义仓等制度的作用与局限
说到粮价，人们就会想到常平仓制度。此项制度产生于汉代，宋代也有此制度存在，但是，对于它在稳定粮价方面的作用却不能高估。常平仓等，其名称易使人产生误解，即认为它可以使粮价经常保持稳定，宋代的实际情况却与此有很大出入。
北宋中期，官方对常平籴粜确实制定了较为严密的制度。据曾巩记：“熙宁元年六月九日，中书札子节文，委逐路提刑司下州军监县，各令供析十五年以来斛斗价，分为平及贵、贱三等，开坐闻奏，仍乞付寺置簿抄录，遇州县斛斗及贱价即收籴，入贵价即出粜，及平价则粜籴俱止。”他在奏中言及他所在州：“当州上项年内贵价每斗七十五文，平价七十文，贱价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4]]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八月上奏中也讲到：宋廷“令州县各勒行人，将十年以来在市斛斗价例比较，立定贵贱酌中价例，然后将逐色价分为三等……每遇丰岁斛斗价贱至下等之时，即比市价相度添钱开场收籴，凶年斛斗价贵至上等之时，即比市价相度减钱开场出粜，若在市见价只在中等之内，即不籴粜，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挥，免有稽滞失时之患。”[[5]]这些记载说明官方令各地分别确定贵、平、贱三等粮价，以此作为籴粜的依据。这对于防止官吏作弊确有益处，但同时也给地方官灵活操作造成不便，曾巩即提出：“若今秋米价高于所定贱价每斗或至六十四五文以上，合依上条不该收籴，如每斗至七十文，粜籴俱止……”[[6]]这种硬性规定不能适应各地多变的情况。元祐元年王岩叟也上奏讲：“臣按常平旧法，但遇年丰物贱，即与市价上添钱收籴，如年俭物贵，即度在市实直价例，特减钱出粜。此所以为常平。今既限以价贱至下等方许收籴，价贵至上等始得出粜，乃是必待丰歉十分而后行法，稍不及等，即官司拘文束手坐视而不敢籴粜。”[[7]]这即是说，关于三等粮价的死板规定，使得不少官员为避免自惹麻烦而宁愿不籴粜，从而使常平粮不能发挥作用。此外，还有一些原因导致常平等仓在调节粮价方面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首先，宋代的常平仓存贮量始终不多。常平仓制度始向全宋推行，是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但到宋仁宗初年，四川地区尚未实行。说明推行的速度是缓慢的。到宋神宗时利用常平仓、广惠仓的钱粮推行青苗法，时有常平仓、广惠仓钱粮约一千五百万贯石。以当时人均年消费粮食二石计，当时约有人口五千至八千万，则所贮钱粮约相当年消费量的六分之一以下。至于所贮钱粮每年用于籴粜的，又仅占总存贮量的极少部分。据统计，天禧五年（1021）“诸路总籴数十八万三千余斛，粜二十四万三千余斛”。治平三年（1066）“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8]]仅为总贮量的几十分之一。这样的籴粜数量，不但对全国粮食市场不会起大的作用，就是把这些粮食全投放到京师，其影响粮价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为当时京师每年的粮食消费总量达数百万石，上述粮食数大约只是年消费总量的十分之一。
其次，司马光指出了官僚体制妨碍常平制度发挥作用的弊病，“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弊。当收成之时，农人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中粜入官，是以农夫粜谷止得贱价，官中籴谷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9]]
常平等仓未能起到稳定粮价的作用，总量少，制度也不利，主旨在防灾防乱，从史籍上经常记载存在大量因灾流亡的人群这一情况看，防灾防乱这一目的并未能真正达到。当然，不能完全稳定粮价不等于对粮价完全没有作用，特别是灾情不甚严重，而仓储又相对丰厚的情况下，有时还是起到了稳定局部地区粮价的作用。对于粮价的上涨也有延缓或减小幅度的作用。
南宋后期，许多地方官建了平籴、平粜等名目繁多的仓，名义上是平抑粮价，实际主要还是用于防灾备荒。在社会保障方面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在调控物价方面的作用。
3、官方没有完全控制粮价的企图，事实上也不能控制粮价
中国有句古训：“国无九年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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