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宋王朝与物价管理 |
 |
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
|
|
此规定与上引政和元年（1111）规定颇为相似，有可能是在后者基础上修定的。说明此规定长时间被沿行。
关于“实直”、“时估”的含义，廖刚的如下奏疏文字或可使我们的认识能够深化：
州县有时估、实直，所从来远矣。省司买物用时估，见任官用实直，物增减则有旬申、月申，令市司主之。法非不详密也。近年指挥罢去实直，见任官听于私下买物，意欲宽恤市行，抑贪吏耳。然吏或奸贪，何所忌惮，况官无实直明文，尤得以贱价取于百姓，诚难检察……愿复旧法，庶有关防。但见任官应买物合为之限制，仍委市长更谨察物价，常令实直稍增，于市行无所不便者。[[7]]
据此，“时估”与“实直”是不同的，前者用于国家购物，后者用于官员购物。但其他差异仍难窥知。从引文推断，大约实直比时估更接近市价。联系到前引苏洵讲按规定官籴价低，官吏私人买物价高，或许就同一地点而言，实直是高于时估的。又廖刚讲，时估、实直的存在“所从来远矣”，或许苏洵讲的就是时估与实直，限于记载，无法确定。
官方确立时估、实直，一方面意在限制官员勒索，一方面意在限制地方官府过度盘剥百姓。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自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地方官府和官员利用时估、实直坑害百姓的事时见记载。[[8]]淳熙元年，宋廷下令撤消州县市令司，令“官司及在任官收买物色并依民间市价支钱，不得科抑减克”。[[9]]
南宋后期又出现了“官价”害民问题。庆元元年（1041）八月十七日诏：“有司检坐见行条法，给榜下州军县镇，今后现任官收买饮食服用之物，并随市直各用见钱，不得于价外更立官价，违许人户越诉……。”[[10]]但到了嘉定八年（1215），左正言兼侍读倪千里上奏又讲：“版曹岁买绵绢于诸郡，不以时估定价，率以官价抑民……”[[11]]嘉定十六年，也有官员上奏讲：“有忽于细微而害实滋甚者，州县官以官价市物是也。”“今仕于州县者”，“自一命以上，不问官之崇卑，率曰例有市买，不问物之贵贱，率曰例有官价。至于公帑宅库收买一切土宜之物，例用官价”。“人情怨嗟”。[[12]]宋理宗端平初年，真德秀任知福州，“罢市令司曰：物同则价同，宁有公私之异！”[[13]]他任知潭州时，也曾讲：“物同则价同，岂有公私之异。今州县有所谓市令司者，又有所谓行户者，每官司敷买，视市直率减十之二三，或不即还，甚至白著，民户何以堪此。”[[14]]他讲的“公”价，似即是官价。嘉熙三年（1239），有官员上奏又言：“今官司以官价买物，行铺以时值计之，什不得二三”。“甚而蔬菜鱼肉日用所需琐琐之物、贩夫贩妇所资锥刀以营斗升者，亦皆以官价强取之。”[[15]]这说明官方规定的官价，不但没有起到约束官吏的作用，反而成为危害百姓的弊政。
[[1]]《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一七又六四之四二。
[[2]]《嘉祐集》卷五《衡论·申法》。
[[3]]《长编》卷二四六、《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市易》。
[[4]]《长编》卷二五一。
[[5]]《长编》卷三一○。
[[6]]《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九。
[[7]]《高峰文集》卷五《漳州到任条具民间利病五事奏状》。
[[8]] 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九、《宋会要辑稿》崇儒二之一八、《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六六。
[[9]]《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三。
[[10]]《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六。
[[11]]《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
[[12]]《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九之四○。
[[13]]《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传》。
[[14]]《西山政训》。
[[15]]《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市易》。 七、官府行为对市场物价的影响
宋代官府行为对市场物价的影响，显然可以分为主观调控与客观影响二方面。
中国自先秦就产生了所谓轻重理论，依照这一理论，官方必须控制所有人的生存命脉，使人们的生死、贫富、荣辱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实行利出一孔。一切以对国家的贡献、对皇室的贡献大小为基准。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全面实施这一理论的。尽管自秦以来，封建国家是强有力的，但要控制社会经济到如此地步，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们发现：中央集权的程度越高，国家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的困难就越大，到了宋代，国家和统治者疲于奔命地勉强维持着国家机器的运转，头重脚轻步履盘跚，在某种意义上往往只能被动应付，很少有调控经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