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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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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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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汉书·食货志上》载哀帝时师丹上言：
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钜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
这条材料为我们了解以爵位名田宅制度的变化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线索，它明确指出是在文帝时期“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的，也就是说在文帝之前对于民田和奴婢的数量都是有限制的，这种限制必然载在当时的法令中，它不可能是别的制度，只能是“以爵位名田宅制度”。因此，《二年律令》的“二年”系吕后二年与师丹的说法没有矛盾。由此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即秦汉时期与以爵位名田宅制度并行的还有以爵位名奴婢制度。其源头亦可溯至商鞅变法，《史记·商君列传》“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商鞅时的臣妾即汉代的奴婢。
我们再联系《汉书·食货志上》所载董仲舒上书：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董仲舒说商鞅时“除井田，民得卖买”，“汉兴，循而未改”，意指汉代在土地制度方面继承了商鞅以来的制度。他又说“古井田法”已难以实行，但应当稍微“近古”，“限民名田”。显然，董仲舒所处武帝时代对“民名田”已经没有限制。董仲舒的上书进一步证明了师丹的说法。哀帝时制定限田令、王莽实行王田私属制，同样是基于当时权贵、豪富“多畜奴婢，田宅无限”[12] 的社会现实。
但是，既然文帝时已不再为民名田和奴婢进行限制，为什么武帝时设置刺史还令其纠查“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东汉建立之初为什么时为东海公的汉明帝刘庄还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13] 呢？一个制度的灭亡需要一定的历史过程，人们的观念往往会滞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作为国家管理田宅的手段和方法，“名田宅”——即通过自行申报确认田宅的权属——作为一种制度终两汉时期一直存在。因此，“名田”之语汇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被沿用。武帝时隔文帝时不远，光武帝时距王莽时更近，因此，“田宅逾制”的观念较之其他时代要强烈亦在情理之中。但是，这时所“逾”的应远非文帝以前那样有明确内涵的“制”，否则就难以解释文帝以后权贵豪富大量拥有土地的事实。
文帝之后，的确有一些人因为田宅问题遭受处罚。武帝建元六年，乐平侯卫侈因“坐买田宅不法，有请赇吏”，被处死。[14] 卫侈买田宅过程中触犯了何种法律，史书不详，但是显然与贿赂官吏有关。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因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侵夺民田宅”，成为他的罪状之一；衡山王刘赐因“数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也为有司纠弹。[15] 丞相李蔡因盗取阳陵冢地，当下狱，自杀。[16] 东汉章帝时窦宪“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激怒章帝。[17] 桓帝时缯侯刘敞侵官民田地，也成为其日后被收考的罪状之一。[18] 我们看到，上述因田宅问题被处罚的诸侯王、列侯等人，并不是因为田宅逾“制”，而是因为在“名”田宅时采用了非法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师丹说文帝时“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却没有提到“宅”。哀帝时的“限田令”以及王莽改制也都没有对“宅”的规定。其原因盖在于宅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宅较之土地具有不易分割、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更为紧密、不可缺失等特性，对宅控制的难度远远大于对土地的控制。因此，大概在文帝对名田和奴婢不再作出限制之前，对宅地的限制已经名存实亡。从文帝以后的记载来看，对宅的控制已经从宅地面积的控制转为对宅装饰的豪华程度和建筑规格上。如昭帝时贤良批评：“今富者井干增梁，雕文槛楯，垩忧壁饰。”[19] 成帝时下诏切责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20] ；安帝时太尉杨震批评朝廷为安帝乳母所修第舍，“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21] ；桓帝时督邮张俭举奏中常侍侯览“起立第宅十有六区，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22] ；.灵帝时中常侍吕强上疏批评朝廷对外戚及中官“造起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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