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吕后二年的受田受宅律文可以肯定地说，卿爵级以上的人都变成了大地主，大夫爵级及小爵的不更、簪褭都变成了中小地主，公士以下的公卒、士五、庶人、司寇、隐官都成了自耕农。过去我说过名田(受田)制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现在看来这些论断基本是正确的。

按照汉承秦制的传统说法，汉代的受田受宅制也是从秦代延续下来的；但秦代的受田受宅制的具体情况，由于史书失载已难考知，现在只知道商鞅变法时曾制定了“明尊卑爵秩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4]即按爵秩等级的不同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宅、奴隶和衣服。秦代的军功爵制有赐庶子、臣妾的规定，汉代已无，但秦代的赐田宅数量肯定没有《二年律令》中所规定的多。《商君书·境内》有一条资料说：“能得甲首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这里的“益”字，是指在原来赐田宅的基础上每提高一级爵位，就加赐田一顷、宅九亩。按秦制也是“百亩给一夫”，①如果在百亩的基础上益田一顷，就是二顷了。如此上推，就是得到十九级关内侯，也只有田二十顷，有宅一百八十亩，比《二年律令》的受田宅数低得很多。不仅秦赐田宅数量低于吕后二年的受田宅数量，就是在吕后以后，汉政府也从来没有制定过如此高额赐田宅数量，对此下文将会论及，在此不赘。

历史文献和简牍资料都证明受田制就是名田制，因为受田者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在户籍上必须有名，故受田又称名田，即以名占田之意。名田是按爵秩等级的不同授给不同数量的田宅(宅基地，实际也是土地)，这也就是刘邦在汉五年五月五日诏书中所说的“以军功行田宅”的真正含意。

刘邦在汉五年五月诏书中曾说：“诸侯子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当所求于吏者，亟与。”又说：“且法以功劳行田宅，令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5]从上引两段诏书文字来看，刘邦对军功爵及“以军功行田宅”之事是何等的重视。据此推断，在汉五年五月诏书颁布前，汉政府就已制定出以军功大小、爵位高低的不同而授予田宅的条文，且已制订出具体实施方案。因为如果没有具体受田方案，刘邦就不会说：“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这样的话。这里所谓的“多满”，是指未从军的小吏满额得到了他们应得到的田宅，而有军功者反而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份额．如果当时没有制订出具体受田受宅方案，刘邦在诏书中就不可能提出那样严厉的责问。从责问中还可以推断出，当时的受田受宅方案中，包括了有军功者和五军功者，只是规定对有军功者要优先授予田宅，如不遵守这一规定，就要“以重论之”，即从重处罚。只可惜刘邦时制订的受田受宅方案没有保存下来，但拙见以为它应与吕后二年的受田受宅方案相似，甚至可以说吕后二年受田受宅方案仿自刘邦时的方案。因为吕后与刘邦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大环境基本相同，所以两者的方案相似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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