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的论证，可以说在汉武帝时代出现的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所兼并的土地，都是名田制下的土地，即根据军功爵位的高低及其他身份由政府所授给的土地。这类性质的土地一经兼并，名田制就已名存实亡。汉武帝在对外战争中，虽然对以卫青、霍去病为首的各级将领仍有封侯拜将之举，并有各种赏赐，甚至还建立武功爵制“以宠军功”。[9]但所赏乃是官职和金钱，以军功受田宅制度并没有恢复，说明名田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在汉武帝之后，经过“昭宣中兴”，社会经济又得到新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在汉成帝、哀帝时期又出现了第二次土地兼并高潮。第二次土地兼并高潮比第一次更为猛烈。据《汉书·货殖列传》记载，各地都出现了新的兼并土地的富商大贾和豪强。在四川，“程(郑)卓(王孙)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赀至巨万”；在山东，“刁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赀五千万”；在河南，“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间，洛阳张长叔，薛子仲赀亦十千万”；在陕西，“前富者既衰，京师富人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赀，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此其章章犹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贿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扬以田农而甲一州”。这些“郡国富民。莫不运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固齐民之业”。以上引文中所谓“兼业颛利”、“下固齐民之业”，都是指郡国富豪兼并农民土地。此外官僚、贵族凭借权势也都是疯狂的土地兼并者。由于笔者在《秦汉时期三次土地兼并高潮》一文中对此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10]故不再赘述。

第二次土地兼并高潮的出现，引发了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广大农民沦为流民和奴隶，出现了“富豪吏民赀数巨万，而贫民益困”的严重形势．有些开明的官僚士大夫看到了土地、奴婢引起的社会矛盾的严重性，就向哀帝提出对贵族、官僚、富豪的土地、奴婢占有数量，“宜略为限”的建议。[6]于是在哀帝的赞同下，师丹、何武、孔光等人共同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方案。规定：“诸侯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无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隶过品，皆没人县官。”[11]这个限田限奴方案公布后，产生了一定效果，“田宅奴婢，贾为减贱”，[6]但由于幸臣董贤、外戚丁明、傅喜等当权派反对，哀帝遂下诏“且须后”，此限田限奴方案就无限期拖延下去，而没能施行。对于何武、孔光提出的限田限奴方案我原来认为是相当宽松的，但看到了《二年律令》中的受田受宅律文后，才知道何武、孔光所规定的限田数额远远低于吕后二年授予侯级爵、卿级爵的受田数额，说明何武、孔光并不知道汉初的受田制的情况，也说明名田制破坏时间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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