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张耳尝亡命游外黄”。索隐引晋灼曰：“命者，名也。谓脱名籍而逃。”“田命籍”应是登记土地在谁的名下占有的问题。关于“田租籍”，不解自明，那是记录田租数量，是收租税的底账。总之，政府对民户的田宅占有情况的管理极其严谨细密。政府规定以上各种籍簿的副本都要上报县政府，县政府要把各种籍簿分门别类保管起来，并放在箧、匣中密藏，经由县令、丞、官啬夫加印后封存起来。如因某种需要而查看各种籍簿时，要由主管官吏上报县令、丞，经批准后，凭县令、丞印由官啬夫启发，用过后再加印封藏．如违反以上规定，对各主管人员各罚金四两。如有诈伪增减田宅数字，没有得逞者，罚为赎耐。主管官经常事先计算校对，发现与籍簿不相符的情况，就要上报劾弹违法的人。这样严厉的管理制度说明汉政府对授出去的田宅不仅管理严明，而且执法认真。其管理目的当然是为了税收。但在名田制(受田制)破坏之后，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并导致了土地兼并的狂潮迭起，汉政府严密的管理制度也遭到破坏，到东汉初年，连清查田亩的度田措施也无法进行，只好让土地兼并自然发展下去。
在《二年律令》中曾多次提到“为人名田宅”、“所名田宅”的问题，说明名田就是“以名占田”之意，也就是“受田”。这是在军功爵制盛行时，按户籍上的人名和军功爵高低及其他身份不同，名有不同数量的田宅制度，这与后世的“占田制”、“均田制”以官品和男女劳动力等级的不同而分配不同数量土地的情况不同。这是商鞅变法建立起来的土地制度，直到西汉初年吕后当政时，受田的数量可能有变化，但受田的原则没有变。但在吕后之后，随着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私有及土地兼并的盛行，按军功爵等级及其他身份的受田制就完全被破坏了。
土地制度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即土地一经确定为长期占有制，必然迅速演变为土地私有制，而土地私有又必然导致土地兼并。在吕后之后，文帝、景帝继续施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到武帝时期就出现了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在文帝之前“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这就说明在文帝之前，是小农经济平稳发展的时期，到了文帝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两极分化，农民出现“卖田宅、鬻子孙”的悲惨景象，及至武帝时期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②，于是董仲舒就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建议。[6]对此武帝则是采取铁腕手段，用酷吏打击豪强及算缗告缗，迁兼并之徒乱众之家以实关中的严酷政策，才把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压了下去。但是，经过汉武帝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自商鞅变法以来，所建立的名田制(受田制)却彻底被破坏了。因为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主要兼并对象有两种人。一种是在名田制下一家受田百亩的自耕农，汉文帝时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注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若此，尚复被水早之灾，急征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债)者矣。”[6]在封建社会，个体小农是最脆弱的经济单位，经不起任何破坏性的袭击。水旱灾荒，政府的横征暴敛，高利贷的残酷盘剥，都足以使小农倾家荡产，所以自耕农就成为土地兼并的首当其冲的对象。土地兼并的第二个对象，就是以军功大小、爵位高低而获得大量田宅的军功地主。他们的子孙靠其父祖以军功得来的大量土地，过着世袭和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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