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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唐间赋税制度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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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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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战时徭役，远郡则取其米，“准行一人米五十斛”，每日合米十四升强，又是一种庸米，特别是“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并不因为庸米的交纳而免除徭役⑤，封建王朝的财政剥削，往往是如此层层加码，巧立名目的。
隋开皇三年，规定力役“减十二番，令岁役功不过二(原作三)十日，不役者收庸”⑥。这一规定很明白地指出力役转为庸的开始。开皇十年又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对于五十岁以上的人，硬性规定改役为庸，庸乃逐渐成为赋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唐代也是岁役二十日，不役者日收绢三尺，实际上都按丁收了庸绢①。以力役为基础，转成庸绢，如是赋税的实质掩盖了原来力役的内容。
庸绢与力役相联属，又渐渐与力役相分离，才叫做庸，所以唐代租庸调之外，另有杂徭，调外有调，庸外有役，架床叠屋，与时俱增，当它一旦被淹没在赋税之中，原来徭役痕迹终究会被消除的，只是成为下一步增加赋税的一个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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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魏书》卷一一0《食货志》，产桑之地，桑田二十亩，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以种枣、榆，其桑田中多种限额以外的桑榆，也不禁止，麻布之乡，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与蚕桑之乡不同，可见桑田与调有关．又按《太平御览》卷九九五引《晋令》：“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匹，课应田者集麻加半亩”。似此，西晋课田已有麻田，作为调的基础，惜文缺不全，难以了解麻田的全貌。联系北魏桑田、麻田办法来看，可以找到一些渊源关系，值得重视。
② 关于这方面的论证，已略见拙作《汉唐间一丁百亩的规定与封建占有制》一文。
③ 《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
④ 《册府元龟》卷五0五《俸禄》。
⑤ 《通考》卷一0《户口》。
⑥ 十二番为三十日役，减十二番即不应有三十天。
⑦ 参阅《通典》卷六《食货》。关于天宝中租税庸调的计算和收入总数。
六、唐两税法与户税地税
唐两税法的研究，已具有一定的基础①，这里不准备对两税法的具体内容作任何新的探索，只是就秦汉以来赋税制度的演变来考察两税法的形成及其特点，叙述也尽量简略。
唐实行租庸调的同时，另有户税、地税，户税按户等征收，地税按田亩征收，户税收钱，地税收粟，当租庸调征收发生困难时，又逐渐出现了新的户税和地税。原来按户资交纳户税，后来浮游客户，按户纳钱以代租庸调，即系户税的个项新办法；又原来民户交纳社仓、义仓的谷物，本为地税，又称义租，后来唐皇朝又按亩征收夏税秋税，乃系一种新的地税。综合和改进新旧户税地税的成规，从而产生两税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颁布了两税法。两税法以田亩资产为宗，不以身丁为本；以钱谷定税另可折纳布帛，不限于绢绵粟米。“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四年(799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并按户等交纳钱谷，行商于所在州县税取三十分之一。如是把原来基于丁的租庸调，一变而为基于户的两税法，户等按资财分别差品，其中当以田地为主。从制度本身讲，它是封建地租剥削基础之上的一种地税，无地的农民和贫困的手工业者，一般应不直接承受这种赋税，当然在实施当中地方官又把这种赋税强加在贫下户头上，那在封建制度之下，又几乎是一种通例，我们自然不能单看制度本身而不看实施结果。
两税法并不单纯基于地或资而又兼基于户，税有定额，于是“析户张虚数”，即户口减耗，而税不减，又“地既属入”，钱仍不免；乃至“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这是户税的一个毛病②。后来以寺院的奴婢丁壮，人给田十亩，为两税户；仍然是征及下贫，主要负担仍落在劳动者的身上，这与两税法的不完全脱离户税不无关系。
两税法规定“量出制入”，给赋税的增加，开了个方便之门，施行不久，淮南便增税率钱每缗二百，随即普遍增加，其他地方随税加敛以及折纳、和市等刻剥方式，也是与“量出制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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