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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农民和市场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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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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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货币也罢，歧视商人也罢，都不能扼杀这一现象，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一历史现状使从事自给性生产农民的产品，或多或少地含有一点商品性生产的因素，呈现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特征。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必然。 三、园圃生产农民和市场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许多繁华的都会顷刻间被夷为平地。但战乱之后，统治者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又会重建。一旦建成，除政治和军事作用外，都会城市的经济功能也会逐步恢复和显示，发展成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经济中心，聚居相当数量的居民。建康较少经受战乱，会聚的人口相当多。《资治通鉴》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条胡注引《金陵记》载：
梁都之时，户二十八万。西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过蒋山，南北各四十里。
“户二十八万”，以每户5口计，人数就达一百四十万上下。京师是王公贵戚、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聚会之所，其家中决不可能只有5口，所以实际人口会超过一百四十万的。江陵、襄阳、广陵、会稽都是南方著名的都会，人口少不了。洛阳历经战乱，数度重建，北魏中期，又成为北方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洛阳伽蓝记·城北》载，魏孝文帝迁都后的洛阳：
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
人口也超过了五十余万。邺城、长安、晋阳等也是北方著名的都会。像建康、洛阳如此大的都会，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谓仅见。此外，军府、州治、郡治和县治甚至一些要塞，也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城镇居民的生活资料无疑主要来自农村，有些如蔬菜、建材、木柴等则大都来自近郊。这样，都邑近郊便有可能，也必然会出现一些专门从事园圃生产的农民和地主。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学家敏锐地感觉到这类地主和农民的存在，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中对他们进行了总体性的描述，《氾胜之书》曾就种植瓜、瓠、芋、茄子、薤、小豆和芋头之类投入市场后能换取多少钱进行过计算。后人伪托范蠡所撰的《陶朱公养鱼经》则对养鱼的收益有十分夸张的描述。魏晋南北朝也是如此，如孙坚的父祖不过是不知名的瓜农。步骘和卫旌流浪到会稽后，以种瓜为生。《艺文类聚》卷87《果部·瓜》载吴国时“姚俊常种瓜菜，灌园以供衣食”。《南史·范元琰传》载：“家贫。唯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其崧，元琰遽退走。”《北齐书·彭城王浟传》载，他为沧州(今属河北)刺史后，“又有老母姓王，孤独，种菜三亩，数被偷。浟乃令人密往书菜叶为字，明日乃市中看菜叶有字，获贼”等等，证实此时确实存在着一些以园圃业为生的农民和地主。有关于此，《齐民要术》这本书中有较为集中的反映，有的是引述《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货殖传》的，也有的是贾思勰自己补充的，不下十余条之多。现选取较典型的罗列如下。其中《种葵》篇将在下节引述，这里看其余各篇。
《蔓菁》篇：“近市良田一顷，七月初种之。拟卖者，纯种九英(九英叶根粗大，虽堪举卖，气味不美。欲自食者，须种细根)。一顷取叶三十载。正月、二月卖作釀菹，三载得一奴。收根依*[田+寽]法，一顷收二百载。二十载得一婢。一顷收子二百石，输与压油家，三量成米，此为收粟米二百石，亦胜谷田十顷。”蔓菁根晒干后“蒸而卖者，则收米十石也”。菘和芦茯性质与蔓菁相同，“秋中卖银，十亩得钱一万”。
《种胡荽》篇：“近市负郭田，一亩用子二升，故概种，渐锄取，卖供生菜也。外舍无市之处，一亩用子一升……菜生三二寸，锄去概者，供食及卖。十月足霜，乃收之。取子者……一亩收十石，都邑粜卖，石堪一匹绢……秋种者……生高数寸，锄去概者，供食及卖。作菹者，十月足霜乃收之。一亩两载，载直绢三匹。”
《种榆、白杨》篇：“地须近市(卖柴、荚、叶，省功也)”，梜榆、刺榆和凡榆三个品种“勿令和杂”，因为梜榆的叶和荚味苦，凡榆味甘，可以“煮卖”。次年剪枝，只留一根粗直好枝，“三年春，可将荚、叶卖之。五年之后，便堪作椽。不梜者，即可斫卖(一根十文)。梜者镟作独乐及盏(一个三文)。十年之后，魁、碗、瓶、榼、器皿，无所不任(一碗七文，一魁二十，瓶、榼各直一百文也)。十五年后，中为车毂及蒲桃缸(缸一口，直三百。车毂一具，直绢三匹)。其岁岁料简剥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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