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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农民和市场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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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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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市场遵循着两汉以来的轨迹迈动着步伐。十六国北朝就相对曲折一点。本时期西北边缘地区内徙少数民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仅见。随着他们相继建立政权，也将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带人了中原，其统治者又企图利用和挑唆民族矛盾巩固统治，结果是民族矛盾尖锐复杂，战乱不已，一波接一波的动乱使农业生产及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也严重地摧残了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在此过程中，有两点情况应该注意，并给以必要的估价。其一，从匈奴汉国起，就在其统治腹心采用了胡汉分治的政策，其他地区则沿用魏晋以来的郡县制及田租户调制。这种统治模式几乎为其后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所继承。一些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在废除胡汉分治后，干脆全部沿用了魏晋以来的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有关胡汉分治，前已有所阐述，其核心是用少数民族传统的方式统治和奴役少数民族人民，用汉族固有的方式来统治和剥削汉族人民。这就表明，内徙诸少数民族统治者虽然在中原建立起政权，实行民族统治，并没有改变汉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也无意改变汉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其二，按照历史永恒的规律，野蛮的征服者终将被他们所征服的先进民族的文明所征服，甚至不得不采用先进民族的语言。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实际确实如此，落后于汉族的诸少数民族在内徙和征服过程中都深受汉族的影响或受到过封建体制的洗礼，正如第三章中指出的那样，除生活在凉州等边缘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外，内徙关东和关西的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诸如南匈奴、羯族、羌族、鲜卑慕容部等，在其建立政权以前就已经基本上由游牧或半农半牧转向农业定居，而氐族早在秦汉时代就是一个农业民族。内徙最晚的鲜卑拓跋部虽然最落后，但其建国初期就实现了屯田，采取分土定居和计口授田之类的措施大力发展平城一带的农业生产，迅速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转化。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民正在一波接一波地转化为小农经济中的农民。均田制度既是这一状况的产物，又巩固和发展了这一趋势。总之，在十六国北朝，小农经济虽然有所曲折，总的趋势是在恢复和发展。均田制度的实施，标志着小农经济的一统天下又确立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均田制度实施后，北方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逐步恢复，踏上了秦汉以来道路的根本原因。
个体农民需要，同时也离不开市场的调剂或补偿，才能维持较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对于一个个农民来说，有些可能是直接的，有些可能是间接的。直接的可能会有体会，间接的就不一定了。
先看间接的。汉魏之际，关中荒无人烟，流亡者回到故土无以为生，是曹操接受了卫觊的建议，让出一部分盐利“益市犁牛”①，流亡者才逐步安顿下来的。凉州地区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关系得以推行，是徐邈利用盐利换来谷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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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卷21《卫觊传》。
直接的有下述三例。最明显的是《三国志·魏书·仓慈传》注引《魏略》中颜斐的事迹：
始，京兆(郡治今陕西西安)从马超破后，民人多不专于农殖，又历数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为民作久远计。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果桑。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又课民当输租时，车牛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灸笔砚。……于是风化大行……丰富常为雍州十郡最。
“令畜猪狗，卖以买牛”。这里的猪狗显然是农民投向市场的商品，借此改善了其生产条件，“又课民当输租时，车牛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灸笔砚”，这两束薪显然是卖给城邑中人民做柴火用的，就便换取笔砚之类的文化用品。“薪”尚投入交换，“果桑”亦应带有一点商品生产，用于交换的意味。
其二，《三国志·魏书·杜畿传》载：
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郡治今山西夏县)最先定，少耗减。畿治之，崇宽惠，与民无为。……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家家丰实。
“牸牛”即母牛，“草马”即骒马。杜畿课令民间饲养母畜，并非是要农民由农业转向畜牧，或半农半牧，应是利用母畜下崽，和无牛无马的农民或需牛需马者交换，牛崽和马驹都具有商品的一些含义。而“下逮鸡豚犬豕”，看了下一个例子，就能明白了。
其三，《魏书·崔宽附子衡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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