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地主、农民和市场的关系 |
 |
时间：2009-7-24 13:53:27 来源：不详
|
|
|
地主。《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注引《襄阳记》载，丹阳太守李衡受到《史记·货殖列传》的启发，瞒着妻子，密遣十家依附民，回其家乡武陵龙阳氾洲上“种甘橘千株”，临终前告诉其子：“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这应该实有其事，所以《襄阳记》说：“晋咸康中，其宅址橘树犹在。” 梁
————————
① 《弘明集》卷6释道恒《释驳论》。《广弘明集》卷24释道观《与徐仆射领军述
役僧事》．卷8释道安《二教论》。
人任防所撰《述异记》说：“越多橘柚园，越人岁多橘税，谓之橙橘。越中有王氏橘园，胡氏梅山，贺氏之瓜。”①这些橘园有可能是平民百姓的，也难以排除有地主的。至于王氏橘园、胡氏梅山和贺氏之瓜就应该是地主的了，若非规模较大，质量上等，岂能名闻越地。此外，《神仙传》还记载，卢山有位叫董奉的名医，为人治病，治好后，重病者需为他种五棵杏树，轻病者也得种一棵，数年下来，竟有“十余万株”。杏子熟后，他宣称：“买杏者不复须来报，但自取之，一器谷便得一器杏。”②《神仙传》所述极有可能是莫须有，但如若现实生活中没有李衡或者任防《述异记》中的现象，恐怕连神仙也编造不出这类故事。这类地主可能既进行自给性生产，又进行商品性生产，或者如李衡那样干脆是商品生产的组织者。他们的数量甚少，是可以肯定的。否则像王氏橘园、胡氏梅山等也不会被列入“异”类。但他们和市场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最能说明大官僚大地主们离不开商品，离不开市场，莫过此时官僚贵族经商之风极盛这样的实际了。有关于此，魏晋南北朝的史著中论述甚多，也是学术界共知的事实。这里只要简单地勾勒便可以了。
东晋南朝时，士族的经济特权进一步扩大，官僚贵族和士族经商无需缴纳市税和关津税等：“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③他们经商之风愈演愈烈。有的官僚乃至惟以经商为务。《晋书。刁逵传》载：“隆安中，逵为广州刺史，领平越中郎将、假节；(弟)畅为始兴相；（子）弘为冀州刺史。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江州刺史刘胤“不恤政事，大殖财货，商贩百万。……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④。上自皇子皇孙，甚至皇帝，下至百官胥吏，大都凭借手中权力经商牟利，
————————
① 《太平御览》卷966《果部·橘》引。
② 《太平御览》卷968《果部·杏)引。
③ 《南史》卷77《恩幸·沈客卿传》。
④ 《晋书》卷81《刘胤传》。
恰如《南史·循吏·郭祖深传》所载：“百僚卿士，尠有奉公，尸禄竞利，不尚廉洁。”因此。 “贵戚竞利”、“与民争利”、“二千石官长不得与人为市”之类的诏令和奏疏，在正史中屡有所见。在诸王经商聚敛中，梁临川王萧宏颇为有名，《南史》本传说： “(宏)无他量能，恣意聚敛。……性爱钱，百万一聚；黄牍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丝绢丝绵漆蜜纻蜡米朱砂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
和魏晋南朝相比，北朝可谓毫不逊色，早在拓跋焘时，内外群官和牧守令长们“浊货为官”①，就已十分严重。和平二年(461年)，拓跋濬的诏令比此更为明确：“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②这显然是官吏和富商大贾们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借机大发横财。孝文帝改革后，此风亦未稍减，他们“第宅丰侈，店肆商贩”，以致孝明帝在正光三年(522年)诏令“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听锢贴店肆，争利城市”③。在北朝，北魏的元禧、元详、元欣、李崇、崔宽、刘腾、李世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