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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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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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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桓帝时，刘宠为会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自首不入市井者，颇为官吏所扰。”刘宠到任后，简除烦苛，禁察非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当他被征为将作大匠时，山阴县有五六个老叟人赍百钱给他送行。他们说：“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⑧农民就是这样的朴实，只要地方官吏不事诛求，他们就感恩戴德了。顺帝时，广陵张婴领导数万农民起义，“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后来郡太守张纲率领吏卒十余人到起义军营垒，在痛骂一顿地方官吏的“多肆贪暴”之后，宣称“仁圣”的顺帝“思以爵禄相荣，不愿以刑罚相加”⑨。张婴经不住这一番威胁利诱，竟感激涕零地率部投降，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也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张纲能够瓦解起义农民的斗志，就是利用了他们对于皇权的幻想和迷信。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所固有的弱点如何使他们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牺牲品。
如上所述，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封建小农经济，不但从物质上，而且从精神上为专制主义的统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因为这样，所以从战国到秦汉，许多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竭力美化小农经济的闭塞性，力图把农民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不让他们的眼光超出自己狭小的乡里。韩非之所以赞赏《老子》的思想，不仅因为它提出了“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政治主张，还因为它所理想的“绝巧弃利”、“绝圣弃智”的小农社会，非常有利于专制主义的统治。《老子》书中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⑩
这样一个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和与世隔绝的社会，必然“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⑾，专制君主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吕氏春秋·上农》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这段话把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维护小农经济的用心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农民身上的弱点，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既顺从又迷信。但是，当我们指出农民身上的这种弱点时，切不要忘记农民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阶级，而且在农民群众当中从来就有革命和保守之分。许多同志在论述农民对于专制主义皇权的迷信时，经常引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那段话。可是有些同志恰恰忘记了马克思在下面接着说：“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⑿列宁在肯定劳动解放社纲领草案关于“专制制度最主要的支柱是农民不问政治和思想落后”的论点的同时，也指出“农民能够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列宁说：“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生活本身的矛盾，因为农民的特点就是具有两重性。”⒀法国大革命后的小农和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的农民，其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当然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不同，但是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农民具有二重性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性格同样是有指导意义的。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使他们容易成为专制主义统治的驯服工具，但是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又必然要激起他们对专制主义的仇恨和反抗。农民阶级这种二重性的矛盾，正反映了小农经济本身的矛盾。小农经济是细小的、分散的和闭塞的，但它在地主经济的兼并和封建国家的压榨下，经常受到破产的威胁，因而又是很不稳定的。所以，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常常呈现出这样的规律：当封建剥削比较轻，小农经济有所保障和有所繁荣时，农民很容易安于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地位，他们会称颂“圣明天子”的“仁慈厚恩”；而当封建剥削异常加剧，小农经济遭到严重摧残，以至于农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时，他们对于专制主义皇权的幻想和迷信就会发生动摇以至破灭，最后就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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