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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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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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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起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专制主义皇权。我们不能只看到农民拥护专制主义皇权的一面，而抹煞他们反对专制主义皇权的另一面。皇权主义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上得到滋长，但它毕竟是属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专制主义给农民戴上的精神枷锁。有的同志因为看到农民起义领袖不可避免地要蜕化变质为封建统治者，就把农民说成是天生的皇权主义者，甚至否认农民有民主主义的思想，这种看法很容易导致混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界限。列宁曾经说过：“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自由地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⒁当农民起义的领袖变成了热衷于搞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者之后，他已经不再是农民阶级的一分子了。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阶级地位的变化，而与小农经济并没有什么关系。领袖人物和领导集团变了，但农民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并没有变。而只要农民阶级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就必然会产生平均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尽管农民的民主主义不可能战胜封建专制主义，但它却是作为后者的对立物而出现的。陈胜当王以后，他的佣耕伙伴去见他。在这位纯朴的农民心目中，陈胜还是自己旧日的伙伴，他并没有把陈胜看做高不可攀的封建统治者。可是陈胜地位变了，他的思想也变了。他听到有人挑拨说“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就把昔日的伙伴杀了。结果，“诸陈王故人皆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⒂。这件事情很能说明一个农民革命领袖是怎样开始蜕变的，同时也反映了农民民主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尖锐对立。刘邦的部下也有不少是出身下层的劳动人民。这些人在经历了农民战争的洗礼之后，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权威也并不那么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当刘邦做了皇帝朝会的时候， “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很不成体统。后来靠了叔孙通制订朝议，“令群臣习肄”，才建立起君臣之礼。而刘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⒃新莽末年的赤眉军大都是贫苦的农民，他们“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泛相称曰巨人”。他们在进军长安的途中，虽然拉了一个刘盆子来当小皇帝，但到达长安以后，一些农民军将领在朝廷上也是“日会论功，争言讙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腊日设宴，毫无秩序，“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如同儿戏。“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独与中黄门共卧起，唯得上观阁而不闻外事。”⒄上述这些事例，都说明在农民群众当中蕴藏着朴素的民主主义热情。那种认为小农经济只能培育出封建专制主义的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
主张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的同志，还有一种说法，即强调中国封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是个体小农，而不像欧洲中世纪那样是农奴，仿佛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特点。其实，无论是中国或外国的封建社会，小农经济都是普遍的形态。农奴的私有经济也是一种小农经济。恩格斯曾经明确说过：“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⒅我们上面所分析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身上所造成的一些弱点，在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和农民身上同样也是存在的。列宁说：“农奴制的特点是：世世代代的停滞，劳动者的闭塞无知，劳动生产率很低。”⒆恩格斯也指出德国的“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他们常常是“默然忍受一切”⒇。如果说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个体小农经济，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中世纪，在同样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并没有产生类似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而是出现了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贵族民主制”、“等级君主制”等不同政体呢?欧洲中世纪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各地的采邑关系造成了一团乱麻般的权利和义务”[21]那种状况，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和臣民说来，都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可见，用小农经济来说明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征之世界各国的史实，也很难成立。
封建专制主义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如果把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说成是小农经济，这在理论上就可以导致如下结论：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不是为地主经济和地主阶级服务，反而是为小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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