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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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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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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国家的赋税是不是属于地租的范畴?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赋税就是集中化的地租，另一种意见认为赋税与地租无关。我认为，说赋税与地租无关是不对的，但笼统地说赋税是集中化的地租也值得商榷。封建国家的赋税主要是田赋和人口税，田赋可以说属于地租的范畴，而人口税则不是。
马克思在分析地租的不同形式时指出：
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公社的个人，如在亚洲、埃及等地那样；这种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如在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下那样；它又可以是非生产者对自然的单纯私有权，是单纯的土地所有权；最后，它还可以是这样一种对土地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在殖民地移民和小农土地所有者的场合那样，在劳动孤立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
不同地租形式的这种共同性一一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的实现，一一使人们忽略了其中的区别。[46]
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凡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包括小农土地所有者对他私有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都可以归人地租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秦汉时代的地主阶级和自耕农民对于他们私有土地的产品的占有，都是地租的一种形式。
但是，严格说来，地租不仅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它还是剩余劳动的表现形式。所以，马克思又说：“地租是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从而也是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即直接生产者无偿地，实际上也就是强制地一一虽然对他的这种强制已经不是旧的野蛮的形式一一必须向他的最重要的劳动条件即土地的所有者提供的全部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47]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主占有的地租是租种他的土地的农民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而自耕农民的剩余劳动如果不被他人占有，则不构成地租。
秦汉时代，地主阶级向封建国家缴纳的田赋是封建地租的一部分，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地主阶级并不从事生产，他们缴纳的田赋只能来自对农民剩余劳动的剥削。问题是，既然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如果地主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他自己而不属于国家的话，那么封建国家根据什么从地主阶级手里拿走这一部分地租呢?
同样的道理，如果自耕农民的土地也是属于自己而不属于国家的，那么封建国家又根据什么向自耕农民征收田赋，占有他们的部分剩余劳动呢?
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存在自由的土地私有权的。换句话说，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土地私有权不可能是完整的。土地私有权的这种不完整性，决定了土地所有者不可能全部占有它的经济实现一一地租。封建国家对地租的分割，正是它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的经济实现。
其次，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剥削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统治，都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养活一大群为它们服务的官吏和军队。所有这些费用，都来自国家的赋税。因此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48]又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49]但由于国家具有超阶级的假象，因而维持国家机器存在的赋税，就落到了全体居民身上，由他们共同负担。不论是地主的剥削收入，还是农民的劳动所得，都必须扣除支付国家费用的赋税。田赋就是属于占有土地的居民必须缴纳的支付国家费用的部分。
秦汉的赋税既税地又税人，税地是次要的，税人是主要的。作为税人的人口税(算赋、口赋等)以及徭役，与田赋的性质有所不同。因为封建国家对农民这部分剩余劳动的占有，是基于政治上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而不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按照封建国家的规定，农民不论有无土地，都要缴纳人口税和服徭役；有市籍的商人被禁止占有土地，但也要缴纳人口税和服徭役。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既要向地主缴纳地租，又要向封建国家缴纳人口税和服徭役。可见，人口税和徭役与土地所有权并没有关系，它们和地租没有合为一体是很清楚的。
秦汉时代的依附农民除了对于封建国家有着一般臣民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对于他们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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