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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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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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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的豪强地主还有一层更加严酷的隶属关系。他们“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50]。有的豪强地主“其使民威重于郡守”[51]。有的甚至仗势不让宾客服国家的徭役[52]。至于“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53]者，更是不乏其例。这种情况说明，秦汉时代与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既有作为主权者的封建国家，又有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依附关系，远比马克思所说的亚洲有些不存在土地私有权的国家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四)公田和苑囿池泽等国有土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云梦秦简的出土，使我们对于秦代的土地制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些同志把秦简中所反映的授田制，说成是土地国有制，这并不确切，因为战国时代的授田制，实际上是土地私有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这个问题，需要另文专门加以探讨。但我们从云梦秦简中可以看到，秦国除了授田制之外，封建国家确实还直接掌握了一批国有土地。如《田律》：
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弗致者， 皆止，勿禀、致。禀大田而毋恒籍者，以其致到日禀之，勿深致。
又《仓律》：“县遗麦以为种用者，殼禾以臧(藏)之。”所说的都是国有土地耕种的情况。这些国有土地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官奴隶，《仓律》有关于“隶臣田者”口粮供应标准的记载。
汉代国有土地的数量还不少，但是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国有土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比起秦代来已经显著下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军功赏田制度的衰落。从战国到汉初的军功赏田制度，是以封建国家掌握大量可耕的国有土地为前提的。《商君书·境内》规定：“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王翦将兵攻楚，可以“请美田宅园池甚众”[54]。刘邦建立汉朝之初，也还继续推行“以有功劳行田宅”的赏田制度[55]。但此后，军功赏田制度实际上已日益衰落而逐渐废弛。文帝时，冯唐曾谈到，当时边塞将士“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56]。武帝时军旅数发，武功称一时之盛。但一些著名的将领如卫青、霍去病等，每次战役之后，只见增益封户，而不见有赏田。这说明封建国家能用以赏赐的国有土地已大大减少了。除了军功赏田之外，汉代统治者以土地赏赐贵戚和大臣的情况也很少见。汉武帝时代国家掌握的公田是比较多的，但只见武帝赐其姊修成君公田百顷。昭帝时，苏武从匈奴还朝，只赐公田二顷。至于哀帝赐董贤土地二千余顷，即使属实，也是一个特殊的例子[57]。
第二，国有土地不断转化为私有土地。秦代的国有土地由奴隶耕种，土地的收获物虽然归国家所有，但封建国家要负担奴隶的生活费用。而由于奴隶对劳动没有兴趣，劳动生产率必然是低下的。经济上的不合算迫使汉代的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国有土地的经营方式．西汉的公田主要采取“假民”而收租税的方式耕种。元帝时，罢北假田官。《汉书》注引李斐曰：“主假赁见官田与民，收其假税也。”[58]假税收入主要由水衡、少府掌管。《汉书·王嘉传》说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桓谭《新论》说：“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池作务之人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59]”少府岁人十三万万至十八万万，数目似乎不少，但这部分收入并非都是公田的假税，还包括了山川园池市井租税的收入[60]，而后面这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无疑是不小的。更重要的是，公田在“假民”之后，实际上就逐渐转化为私有土地。假公田的“民”，既有贫民，也有豪强地主。《盐铁论·园池篇》中的文学曾指出：“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不论公田是假给贫民还是假给地主，只要耕种者或经营者向封建国家缴纳假税，他也就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所以文学才说：“先帝之开苑囿池籞，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假税殊名，其实一也。”[61]东汉的仲长统说：“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62]也说明公田不断被私人所占夺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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