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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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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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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以后，因为实行盐铁专卖和置均输平准，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很大改善。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告缗令就停止执行了。哀帝时，由于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师丹又重提限田限奴婢的建议。师丹的建议总算得到了哀帝的重视，交给群臣讨论，并且制订了一个限田限奴婢的方案。但是因为遭到外戚丁、傅和哀帝佞臣董贤的反对，结果不了了之。从文帝时起，终西汉之世，封建统治阶级中不断有人要求国家对土地兼并之害进行干预，封建国家也曾经试图要限民名田，但终究都未能实现。这种情况说明，“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36]。在土地私有制发展面前，国家权力对它的干预和限制所能起的作用，毕竟是很有限的。王莽企图恢复井田制，“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反而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天下警書然，陷刑者众”[37]。在经济必然性的压力下，他也不得不取消禁止土地买卖的“王田”制。这场“土地王有”的闹剧，终于成为促使新莽政权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它从反面证明了一个事实：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权力必须适应和保护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它不可能建立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之上。
秦汉时代的封建统治者对于臣民虽然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在通常情况下，臣民没有犯罪，是不能随意剥夺他们的土地财产的。汉武帝为了扩建上林苑，使吾丘寿王等人“举籍阿城以南，墊厘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鄂杜之民”[38]。成帝时，“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上书愿以人县官，有诏郡平田予直，钱有贵一万万以上”[39]。皇帝征用民田，要以公田抵偿，贵族向国家献田，皇帝令论价给酬，这正是土地私有权得到封建国家承认的表现。如果不存在土地私有权，也就不会出现封建国家向臣民变相购买土地这种现象了。西汉前期，封建国家为了强干弱枝，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曾实行过迁徙郡国豪杰和高赀富人充实京师的政策。但是，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些被迁徙的豪富，并没有采取剥夺土地财产的措施，而是从经济上给予了补偿。例如，汉高祖九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40]。武帝建元三年，“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41]。这些被迁徙的豪富，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故土，但在新的地方仍然占有不少土地，其中有的后来还成为有名的世家大族。像东汉的梁氏、窦氏、耿氏等大族、其先世就都是由关东迁到关中的。
《汉书·匡衡传》记述匡衡封．临淮郡僮县之乐安乡，因沿旧郡图之误，多收了四百顷的田租，被有司劾奏“专地盗土以自益”。有的同志认为，“专地盗土”是针对封建土地国有制不可侵犯而规定的一项法令。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匡衡之所以遭到惩治，是因为他非法扩占封地，私吞郡县的田租，并不能由此说明汉代不存在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所谓“专地盗土”的罪名，是据《春秋》之义引申而来的。东汉的荀悦说：“《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专封也；买卖由己，是自专地也。”[42]在奴隶主土地国有制还没有瓦解的时候，确实是“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的，但到了秦汉时代，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早已把这种《春秋》之义抛到历史的帷幕后面去了。
(三)封建国家赋税和徭役的实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说：“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43]主张秦汉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同志，常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在以往的讨论中，有不少同志已经指出秦汉时代除了公田的假税之外，一般的地租并没有和赋税合为一体，用马克思的话来套秦汉的历史实际并不合适[44]。实际的情况是，封建国家或“收泰半之赋”，或“什五而税一”、“三十而税一”，而地主的私租却是“见税什五”。封建国家的田赋有时可以减免，而地主的私租却是从来不会少收的。所以荀悦说：“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45]如果地租和赋税是合为一体的话，他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感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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