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律文属《二年律令·户律》，系吕后二年(前186年)所颁，所规定的名田数额自九十五顷至一顷不等，这是私有土地的重要来源，也是日后土地兼并的重要基点。至武帝时代，董仲舒上《限民名田疏》，要求“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师古注曰：“名田，占田也。各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4]（《食货志上》）这表明名田之制实施的广泛及其影响之大。

    对荒地草田的占垦，主要出现在西汉与东汉的建国之初，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因长期战乱而造成的“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4]（《食货志上》）。所以，西汉与东汉立国之初，都鼓励农民占垦荒田。实际上，在其他一些历史时期，在荒田草田较多的地区，也同样鼓励百姓占垦。如武帝遣博士六人循行天下，对于“野荒治苛者”要举奏，这实际上就是准许百姓占垦荒田，当然，这种占垦要经过许可。东汉章帝时，也曾下诏曰：“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利，勿令游手。”[1]（《章帝纪》）不但把未垦辟的荒地交农民占垦，而且还给予粮种，可见统治者的良苦用心。

   赋民公田，从两汉史料看，主要是对贫民的一种公田授予。这种授予自西汉到东汉，不绝如缕。如《汉书·霍光传》载：“（霍）山曰：‘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予贫民。”《平帝纪》元始二年条记道：“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师古注曰：“计口而给其田宅。”东汉时，赋民公田的记载依然常见。如《后汉书·明帝纪》记永平十三年明帝诏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予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樊宏传附樊准传》记道：“永初之初，连年水害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悉以公田赋与贫人。”

    赐田，是指皇帝特别赋予的公田。这类情况比较复杂。从汉代的有关记载看，赐田大略有四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向贵幸之臣、皇亲国戚等人赐田。这类赐田的数量一般都比较可观。比如汉武帝一次就曾赐给同母异父姐“钱十万、奴婢二耳、公田百顷。”[4]（《外戚传》）向卜式赐田十顷；哀帝一次曾向董贤赐田二千顷。这种赐田也十分随意。《史记·滑稽列传》载：武帝想让东方朔识一异兽，朔日：“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以赐臣，臣朔乃言。诏曰：‘可’。”同书又载武帝乳母上书“某所有公田，愿得假请之”，要求假田，而武帝却直截了当地说：“乳母欲得之乎?”遂以赐乳母。第二种形式是徙民赐田。自西汉初始，对于迁徙的豪族大姓一直是“与利田宅”。如《汉书·高帝纪》云：“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昭帝纪》云：“(始元三年)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对于迁徙的百姓，也是赐予一定的钱财田宅。如《汉书·晁错传》记晁错向文帝建议徙民实边时，便主张政府为徙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室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武帝建元三年，对于徙民茂陵的人家，赐“户钱二十万，田二顷。”这种迁徙百姓赐予田宅的情况，至西汉末东汉时代，仍时而可见，但已不是西汉前中期那种较大规模的迁徙与赐田了。如《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条载：“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后汉书·章帝纪》元和元年条记道：“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他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向贫民赐田。这种赐田带有赈济性质，数额有限。如《汉书·贡禹传》云：“故民弃本遂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如《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九年条云：“夏四月甲辰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第四种方式是军功赐田，主要实行在西汉初年。刘邦击败项羽后，一方面要求流亡民众“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另一方面，则实行“以有功劳行田宅”，对于立军功而得到高爵者，赐与田宅。《汉书·高帝纪》记其诏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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