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几种私有土地产生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封建政府将国有土地中的一部分赋予它的臣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带有一定的授田制的痕迹，尤其是在贫民赐赋土地时，还往往“计口而给其田宅”或“各有差”，亦即按一定标准，统一赋予。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也可以视为战国授田制的余绪。当然，这一时期的“授田”与战国授田制不可同日而语，其不同处主要有四：

    第一，较之战国授田制，它有着浓厚的私有性。无论是农民依制占垦，还是赋民公田、赐民公田，在他们取得土地占有权与使用权的同时，也取得了完整的所有权，既可以独自占有它，又可以自主地出售它。正因为如此，王立在占垦草田数百顷后，才可能以一万万的价格卖给政府，贡禹也才会发出“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4](《贡禹传》)的感叹。

    第二，较之战国授田制，它有着强烈的不平等性。比如占垦荒田，王立可占垦数百顷，广陵王也曾占有大片射陂草田，而一般百姓家，绝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条件。汉代国有土地赋赐的不平等性在赐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王公贵戚，可以赐田数百顷乃至数千顷，也可以应其所求，随意赐予；而对于庶民百姓，却要计口给田，赐田有差。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对于庶民百姓，也不是完全平等。比如前引章帝元和元年的赐田，便是“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1](《章帝纪》)。这里既为受赐者提供雇佣劳动，又附加了种种优厚条件，实际上是对大土地经营者的优渥，一般百姓是与之无缘的。

    第三，较之战国授田制，它有着较强的权益转让色彩，或者说是所有权转让色彩。战国时代，各国君主将国有土地授予民众时，并未有“恩赐”的念头，也并不认为是将属于自己的经济权益转让给了哪一方，他们“天经地义”地进行着土地的分配与权利的分割，“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7](《王制》)，认为这是其基本职责，也是国家安定的基点。而到汉代，封建统治者在把国有土地赋予他人时，便带有了浓重的“恩赐”意识，已清楚地认为是在将本属于自己的经济权益转手他人。两相比较，我们似乎能感觉到战国土地国有制与两汉土地国有制的基本区别。简言之，战国土地国有制，还带有一些宗族土地所有制色彩，国家所有权意识还不十分强烈，而两汉的土地国有制则又沾染上了一些土地私有制的风习，使其直接掌握者——皇帝及统治集团有比较强烈的将国有土地等同于集团所有的倾向。

    第四，较之战国授田制，它有着明显的功利性。这一时期，汉王朝对于民众的赋田也好，赐田也好，一般都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而实行的临时措置。比如：有时是因为水旱蝗灾，百姓饥困；有时是因为豪强兼并，民不聊生；有时则是为了垦荒殖谷，扩大税基。总之，汉王朝未作为一项一以贯之的基本经济政策，而且也多是局部性与小范围的行动。

    2．土地买卖

    土地买卖是两汉私有土地增加的重要途径，也是人们取得私有土地的最主要手段。达官贵人们所拥有的土地多是买卖而来，豪强地主的土地也多是买卖而来，至于那些商人、地主以及民间致富者所增加的土地更是由买卖而来。如：西汉张禹“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3](《张禹传》)；东汉的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1](《马援传附子防传》)。这些是达官贵人买田之例。汉代的那些豪族们也是“膏田满野”，“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1](《仲长统传》)，其土地当然也是买卖所得。再如：西汉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归成都买田宅成富人”[4](《司马相如传》)；卜式“人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1](《阴识传》)；宣帝时人阴子方“暴至巨富，田至七百余顷”[4](《陈汤传》)。这些都是商人、地主、民间致富者之例。

    3．强取豪夺

    这是指通过非正常途径获取私有土地者。就两汉情况而言，这一类记载比较多见。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记：“(淮南王安之)王后茶、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衡山王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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