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两汉时代的土地占有可以分为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两大组成部分，而私有土地中又包括了农民的小土地占有与各类地主的大土地占有两项内容。在两汉时代，国有土地、农民的小土地占有、地主的大土地占有之间的互相消长与矛盾运动，构成了土地占有形态发展与演变的主旋律。

    在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变迁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大土地占有者。他们或商或官或豪强地主，自西汉后期始，更是三者合而为一，处心积虑地觊觎着小私有土地与国有土地，当然，也觊觎着其同类的土地占有。不曾是国有土地，还是农民的小块土地，只要有机会、有可能，他们便会不择手段地兼并吞占。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正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言：

    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为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商人与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丝毫不亚于官僚地主。如《后汉书·仲长统传》所言：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这种兼并的必然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在国家沉重的赋税徭役重压之下的小土地占有者自然无力抵御这种三位一体的兼并大潮，尤其是遇有天灾人祸时，便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将自己的小块土地拱手出让，从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两汉政府来讲，小私有土地权的转移只是一种表象，最让他们忧虑的还是随着地权转移而出现的政府管内人户的流失。失去土地的编户齐民或沦为沥民，或沦为封建地主的依附农民甚至奴婢，其必然趋势是被大土地所有者所羁留，亦即“大抵逋流，皆在大家”。这种决定性意义直到唐前期依然如此，如李峤所言：“国计军防，并仰丁口。”[7](《李峤传》)为了遏制人口的流失，两汉政府一直想方设法把农民固着于土地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它一方面力图抑制大土地所有者“占田逾侈”的局面；另一方面又试图用国有土地补充农民的小土地占有，但结果都不理想。

    对大土地所有者“占有逾侈”的不安始自董仲舒。面对武帝时代已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他向武帝提出了限田建议，主张：“古井田汉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后可善治也。”[4](《食货志上》)虽然武帝没有按他的建议全面限田，但对于主要兼并者之一的富商大贾则采取了限田与剥夺政策。一方面，规定“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人匡货”[4](《食货志下》)；另一方面，又实行告缗令，剥夺了相当一部分商贾的土地。如《史记·平准书》言：

    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但武帝的这些改革首先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且其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因此，昭宣以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到哀帝年间，为了解决由此而发生的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师丹等人又提出了限田主张。《汉书·食货志上》言：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承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

由上文可看到，尽管师丹对大土地所有者进行了很大的优遇，连吏民名田也可到三十顷，但最终还是未能奏效。其原因当如荀悦《汉纪》卷八所言：“土田布列在豪强，率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即根本症结还是在于土地私有制业已确立，想通过一纸诏令全面地改变或剥夺大私有土地的占有已不可能。

    至王莽时代，面对西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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