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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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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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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关内侯大夫精死，自言：以家属臣、牛从。令牒书所具……③
按：查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文帝前元十二年八月正是壬寅朔，则此件木牍与马王堆三号墓所出告地策同年。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所出告地策谓：
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阳五(夫)[大夫]遂，自言：与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轺车二乘，牛车一两，口马四匹，聊马二匹，骑马四匹，可令吏以从事，敢告主。
“十三年”，即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墓主之身份亦为五大夫，与十号墓墓主张偃相同，亦为平民(由随葬物品看，当是地方上的豪强地主)④。凤凰山十号墓所出告地策与遣策同一木牍，写在葬物清单之后：
四年后九月辛亥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下主：偃衣器物，所以□具器物，可令吏以律令从事。
“四年”，据黄盛璋先生考定，当是指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墓主张偃，“虽爵至五大夫，但这是纳粟买的，与官职无关，仅用爵称，即可证明此人并无官职”；其主要身份是商人，又是本乡的“乡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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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229页；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高台18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8期；黄盛璋：《江陵高台汉墓新出“告地策”、“遣策”与相关制度发覆》，《江汉考古》1994年第1期。
② 三号墓主之身份，诸家均认为当系第一代轪侯利苍之子，惟对其是否即第二代软侯利豨则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当是利豨之兄或弟，而非利豨本人。参阅湖南省博物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陈松长：《马王堆三号汉墓纪年木牍性质的再认识》，《文物》1997年第1期；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③ 杨定爱：《江陵县毛家园1号西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称钱衡、告地策与历史地理问题》，《考古》1977年第1期。按：关于一六八号墓墓主的身份，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的报告认为其地位较高，其“五大夫”爵位不是纳粟买来的，并推测其身份“很可能是南郡管理财政方面的郡丞”，但所提供的证据明显不足。黄盛璋先生认为：“墓主遂身份是市阳里的平民，五大夫爵位应是纳粟买来的，与官职无关。”今从黄说。
⑤ 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初刊《文物》1974年第6期，修订稿收入所著《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舨，第166—193页。本文所据为修订稿。另请参阅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这五件告地策，除凤凰山十号墓为景帝四年外，余四件皆为文帝纪年。各家对其具体内涵虽有不同理解，对一些关键词的释义亦各有不同，但均认为其性质乃是向地下主吏通告亡人及其所携带(随葬)财产(包括奴婢)的文书。凤凰山十号墓与毛家园一号墓中的“地下主”、凤凰山一六八号墓中的“地下丞”、马王堆三号墓中的“主藏郎中”，显然都是地下主吏，无须多述。值得讨论的是高台十八号汉墓中的“安都丞”。由于墓主燕是新安人(汉新安县属弘农郡，治所在今河南渑池县东)，而上录木牍称其亡后“徙安都，谒告安都，受名数”，并由“江陵龙氏丞移安都丞”。原报告与黄盛璋先生均将“安都”定为文帝四年所置之安都侯邑(治在今河北高阳县西南)，并进而推测安都当是墓主燕的故乡(其户籍新安是随夫籍)，并曲为解说：“死归故里，这是封建社会长期流行的习俗，安都是她的故乡。正是因望魂归故乡，迁徙安都，所以要将地下户籍转迁到安都地下，这就是江陵丞移文安都，‘受名数’，并后附原户籍作为迁徙登报地下户籍之根据。”①然而，将此告地策所见之“安都”看作是远在河北的“安都侯邑”并无可靠根据，惟一凭靠就是名称相同，而且墓主死葬江陵，户籍在新安，推测其故乡又在安都，“其间关系扑朔迷离”，很难理解。刘国胜先生认为这里的“安都”即地下冥府，相当于后世所谓“冥都”；“安都丞”就是江陵的“地下丞”。②所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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